根據中國甘蔗的傳播史，認定台灣的甘蔗也是唐朝由印度傳到中國，然後再由中國傳到台灣。此說，好像台灣古時候能吃、能用的東西都沒有（包括人），一切有用的動植物一定要由中國或南、西洋來。尤其元代順帝至正九年（1349），中國江西南昌人汪大淵在其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載原住民（平埔族）以「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一般學者加以引述，然後擴大解釋為：「台灣的甘蔗最初是由中國各朝代的移民所移植過來的。」事實上，一般認為甘蔗的原產地在印度到中南半島一帶，或認為原產於新幾內亞，如果台灣的甘蔗是由外地傳入，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及原住民的南島語族淵源關係，那應該比中國更得地利和人和之便，其傳入應該早於中國，且絕對不必假道中國才是。更何況以台灣緯度的適合甘庶生長，原生於台灣亦不無可能。在日本人到臺灣發展糖業之前，臺灣就已有製糖。當時製糖的場所稱「糖廓」，其實就是用茅草搭成圓錐狀的簡陋小屋。牛車將甘蔗運至糖廓後，以人力將甘蔗一把把放入石車的縫隙，再以牛來拉動石車，原理就如石磨一樣，絞出的蔗汁再加以熬煮，便可得到糖的結晶。完全倚賴牛和人力的老式製糖方式，經濟效益低，當新式糖廠大舉進駐後，便日漸消失，老式糖廓成為歷史名詞。舊式糖?主要由造糖蔗車和煮糖室所組成，一個完整的製糖過程須包含採蔗、榨汁、煮糖三個部分。首先是採蔗，由蔗園砍下的甘蔗，用蔗刀先除去乾葉，及尾部綠苗，綑綁成把，並以很快速度，用人力和車輛拖回糖?，以免散失糖分，就馬上展開榨汁的工作。其次是榨汁，造糖蔗車的構造是以兩個花崗石圓形石磨互相咬合牽動而成，石磨是由硬木與齒輪相結合，可以連帶著滾動，每個石磨的中央，有一根木製的軸心，在軸心的上端有著橫木，連接著槓桿，槓桿的另端分接到兩到三個的牛軛，以牛力駕駛使石磨旋轉，甘蔗是自兩個石磨中間硤過，蔗汁就被榨出，流入底盤，蔗渣再拾起做兩次、三次的硤榨，使蔗汁糖分全部榨盡，石磨底盤通有一根竹管進入煮糖室。最後是煮糖，煮糖室內有鍋爐煮蔗汁，邊煮邊舀鍋上的浮渣，糖漿煮到細嫩如煮粥，用手沾會粘手時，即加入石灰淨化，後再倒入桶中冷卻，冷卻同時以木棒攪動，使糖漿均勻，結晶為赤糖粒又名為黑砂糖，糖粒裝進木箱或竹籮筐，便告完成。雖然較新式的鐵磨早在1870年已經被介紹到台灣，可是業者的保守，一直到1900年都無法改善。1860年代以後因為開港的關係，出口區擴大到澳洲、英國、美國等地，1876年世界甘蔗欠收，台灣蔗糖外銷旺盛，使得業者無意更新技術。由於技術落後，生產效率低落，產品無法與人競爭，1884年甘蔗豐收，糖價大跌，1885年歐洲、美洲、澳洲市場逐漸失去，出口量逐漸減少。

由於國外農產品的大量傾銷，農產貿易逆差急速增加，農業生產持續衰退，農業發展遭受嚴重打擊，農村社會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引發全體農民自力救濟運動，農民接連不斷上街遊行抗議，要求政府解決農民所遭遇的困境。於是，1982年政府又推行「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培育八萬農業大軍」、「發展精緻農業」等多項措施，但因執行不力，效果不彰。在國際農產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下，大量的外國產品，特別是美國的大宗穀物大量傾銷，並要求與我國簽訂「中華食米外銷協定」，以限制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加上國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使得農業政策受到嚴重的考驗。於是，從1984年實施「稻田轉作」的措施，甚至鼓勵休耕，後又面臨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致又要犧牲農業，來照顧整個經濟利益，甚至政治利益。農業是國家經濟基本的產業，社會安定的基石，近五十年來，台灣農業在政府的政策領導、農業工作人員的努力、與農民的辛勤工作下，已具相當良好的基礎。現階段雖然國內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產值比重相對降低，但整個經濟中，仍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對於國人重要糧食、保持生態平衡、促進農村安定和諧及維護農家優良生活方式，永遠維持著重大的貢獻。1990年代是「脫胎換骨」的年代，我國逐漸由「高所得的社會」走向「高品質的社會」，農業建設隨著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實施，逐漸脫胎換骨，加速升級，轉變為高品質、高效率與精緻化、企業化的產業，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的農業新境界。

新竹科學園區的創立，帶動台灣經濟發展，達成產業升級的目的，但因為不斷擴建用地，仍不符廠商需求，因此在全台各地陸續有科學園區的設立。臺北內湖科技園區自民國76年施行土地重劃闢設、84年正式開放廠商進駐以來，因交通便利、地位適中，成為許多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台北市政府定有「臺北市內湖輕工業區輔導管理辦法」，實際需要於區內設立「管理中心」，又配合南港軟體園區、士林北投漸形成的科技園區，欲將台北市打造成ㄧ科技走廊。行政院於民國86年設置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包含台南、高雄工業園區，目前台南園區已形成光電、積體電路及生物技術產業聚落。自成立以來，南科很大程度地改變了南台灣原本比較勞力密集的產業型態，吸收了大量高科技廠商與人才移居，對於繁榮當地有很大貢獻。為了持續吸引、培養研發技術人才，南科管理局時常舉辦高科技講座及人才培訓活動，同時也跟南台灣各大專院校及園區產商合作，共同成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學會」，訂定高科技人才的人力資訊與培訓計畫；並且引進國家型計劃單位，如國家高速中心、國家晶片設計中心、國家毫微米實驗室、工研院分支機構等。

網際網路日益蓬勃發展，網路也成為人際之間溝通的重要管道之ㄧ，因此如何減少紛爭，達成有效的溝通，知曉基本的網路禮儀成為開始使用網路的第一課。教育部在「台灣學術網路」（TANet）上，提出有關網路禮儀的建議如下：1.善加管理自己的電子E-Mail郵件：儘可能每天閱讀新收到的電子郵件。不要的信件應立即刪除，以節省磁碟空間。儘量減少郵箱中信件的數量。將來還要參閱的信件，應立即收到自己的磁碟檔案中。千萬不要認為除了你自己以外，沒有人能夠閱讀到你的信件。因此不欲人知的事，最好不要儲存在電腦檔案中，或在網路上傳送。2.上網安全守則： 先了解網際網路的基本知識，包括如何在網路找尋資料、通信等。可上網的 電腦，應安裝在隨時可以監視得到的地方。未經同意，不將家裡地址、電話，父母工作地點、電話，學校校名、地址等資料告訴別人。網上送出自己資料或照片前，一定先徵得父母或師長同意。未經父母同意或與師長交換意見之前，絕不與網友見面；見面時一定要在公共場所，並與同學同往，最好有大人陪同。3.上網要遵守網路倫理及網路禮節：發送信函要尊重別人，不挖他人隱私。上網討論時，避免讓對方等候過久。在網上看到不舒服或不雅的資訊時，立刻反應告訴師長。對任何語氣卑鄙無禮，或讓人感到不舒服的來信，一律不回信。與師長討論上網規矩，與父母決定每天上網時間，及可進入的網址；不亂闖未經同意的網址。4. 網路規範： 謹守網路規範，避免觸犯法規，以身試法。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16、17世紀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傳教及貿易，佔領北臺灣的目的在於發展與中國的貿易。1628年之後，西班牙透過雞籠駐軍與福州官方聯繫，希望開啟雙方之貿易，但是聯繫了三、四年之久，福州官方卻未同意西班牙人前來貿易，雖然西班牙希望能以葡萄牙在澳門經營貿易之模式，取得福州官方的同意，但是福州官方始終拒絕。福州官方以福州為省會所在，係根本之地，不准外人前來為由，加以拒絕。雖然西班牙人無法透過雞籠與中國展開官方貿易關係，但是民間貿易卻持續進行中。中國人在雞籠的貿易相當久遠，1626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的時候，中國商人即載著米糧和建材給西班牙人，中國商人向來消息靈通，不受任何信仰、政權的拘束，只要有商機就會載運各種商品前來交易。1628年，西班牙船從雞籠回到馬尼拉時，即載運很多中國的商品，當時福州與雞籠、淡水之間的貿易已經頗為熱絡。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第三年，中國商品已經透過雞籠轉運至馬尼拉，而馬尼拉的白銀也流向雞籠，再轉入中國商人之手。 中國商人經營福州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同時也有人經營雞籠到日本、雞籠到馬尼拉的貿易，甚至有中國商人的船從雞籠開往荷蘭人的大員，因此雞籠、淡水只是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貿易據點之一，他們除了從事跨海的貿易，供應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各項物資之外，也與當地的住民貿易。中國商人除了自南島民族住民取得金與銀之外，重要的產品還有硫磺、藤與鹿皮。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前，原住民會大量的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通常是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兩塊價值三里爾(Real)的布可以換取五擔硫磺。

17世紀初，西班牙人試圖擴張在東亞海域的勢力，卻面臨了荷蘭人的挑戰。荷蘭人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在爪哇島的萬丹(Bantam)成立商館，想控制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貿易，因此在香料群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戰事還波及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荷蘭人認為馬尼拉是西班牙在東亞的重心，削弱馬尼拉才能抵制西班牙人在香料群島的勢力，因此採取了阻斷馬尼拉對外貿易的策略。荷蘭派船隊攔截來自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船隻，以及來自美洲的大帆船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這個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經濟實力，迫使中國商人轉到荷蘭人在東亞的據點貿易，荷蘭搶奪船隻所得的戰利品，也讓東印度公司有更多的戰爭經費與貿易資金。不久之後，荷蘭人成為摩鹿加群島的控制者，西班牙人在當地只擁有一個小島上的堡壘，住民都站在荷蘭人那邊，協助荷蘭人防衛摩鹿加群島，日本也同意與荷蘭通商，荷蘭人在平戶建立商館，並持續在中國、菲律賓海域搶奪中國船隻，將劫掠來的物品銷售到日本。1610年9月，菲律賓總督Juan de Silva 向西班牙國王報告這個消息，1611年12月19日，西班牙國王回信給Juan de Silva，表示支持總督派艦隊攻擊荷蘭人的作法。1616、1617這兩年，荷蘭人又從歐洲派艦隊來東亞，雖然後來被西班牙打敗，但是已經對馬尼拉造成極大的壓力。1616年8月，耶穌會一位省會長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信中抱怨菲律賓的狀況，中國貿易及美洲貿易已經明顯衰退，東方海域充滿敵人的船隻，希望國王能增派兵力到菲律賓。不利的情況終於迫使西班牙檢討國際情勢，1619年，道明會教士馬地內士(Bartolome Martinze)提出轉進臺灣作為新的貿易據點，發展中國及日本貿易的主張。馬地內士曾經兩度到臺灣，他強烈指陳在台灣設立貿易據點的好處，此種看法影響了菲律賓總督Alonso Fajardoy Tenza。1621年，總督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建議在台灣設立據點，以便與中國、日本做生意，這樣就可以不用由馬尼拉到日本，因為馬尼拉的絲價已經與日本長崎一樣昂貴，難以獲利。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西班牙人也參與海域間的轉口貿易，例如向雞籠或馬尼拉的商人訂貨，然後轉賣到日本，荷蘭文獻上便曾經記載：1634年11月，有五艘馬尼拉來的中國帆船抵達日本平戶港，也有兩艘船從雞籠來，這些船載運木材、少量的絲、白糖及其他貨物，這些貨物是一位住在長崎的西班牙人訂購的。日本人也經營日本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如1631年4月，日本平戶港的荷蘭商船報告說，一位日本人武左衛門派遣一艘船到臺灣的大員港，但據長崎當地人的說法，該船與自長崎出航的另一艘船其實是派往臺灣島西班牙人的要塞，文中也說到日本人到雞籠、淡水收購鹿皮，另有日本人來淡水開墾農地等，可見日本人在雞籠的貿易活動亦頗為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