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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時期所實施的「?社制度」，是影響鹿群大量消失的重要原因。社商大量收購鹿皮，另外連同鹿角、鹿茸、鹿鞭、鹿肉等都成為了有價值的商品，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之下，捕鹿的動機就不在只是單純的作為食物而已。而到了清領時期，這種制度更加的惡化，除了社商，又多了個通事的剝削，而又因為臺灣地處邊陲，因此社商和通事更是肆無忌憚的壓榨原住民。於是到了嘉慶十二年在《臺灣縣志》這本書中，提到了：鹿在早期的臺灣是盛產的，而到了今日，卻已經都難以捕捉了如果要，還得向頭目要求。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知道，到了這時，以狩獵為主的原住民，也不得不放棄這種生活方式，因為鹿群已經很難再見到了。

臺灣納入清帝國的版圖之後，漢人用了許多的方式來取得原住民的土地，而漢人善於耕種，因此，原本做為原住民狩獵之用的「鹿場」，到了這個時候，成為了漢人耕種的田園。而大約到了清康熙五十年間，「鹿場」多半都成為了漢人開墾的範圍。因此原住民過去以狩獵為主的生產方式，也因為漢人的開墾，而被迫放棄。

荷蘭人佔領台灣做為殖民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將台灣當時可做為貿易的物產，用來做為他們從事商業行為的資源。而當時在臺灣的物產中，吸引他們注意的物品，鹿皮是其中之一。為了有效的控制鹿的捕捉數量，當時臺灣的獵鹿是以「企業管理」的方式來經營，因此在當時荷蘭人所開放的獵鹿區中，就出現了由牧師來負責管理出售獵鹿證，管理獵鹿事情的狀況。獵鹿證的出售，又依照獵捕的方式而有不同的價錢：用捕獸機抓的，每一個人每天要繳1里爾（荷蘭幣，等於現在的台幣約40元）；用陷阱的方式抓的，每一個人每天要繳15里爾（荷蘭幣，等於現在的台幣約600元）。

除了發出「捕鹿證」收取稅金之外，荷蘭人在台灣也實施了另一種經濟制度，為「?社與?稅制度」。原住民所居住的地方被稱為「社」，而原住民自從與外面的人接觸後，自然也對這些人使用的物品感到好奇與喜愛。因此產生了交易的需要。於是荷蘭人要求要進入「社」裡做交易的漢人，必須先透過喊價的方式，來取得某段在該社經營的時間，而這種喊價的方式，稱為「?」，該商人稱為「社商」，「?社」指的是該段經營的時間，而喊價所出的金額稱為「?稅」。這些商人進入社中，承辦社中原住民日用品的交易，另外也代替荷蘭人向原住民徵收賦稅。當然了，社商進入「社」裡，最主要的交易物品，還是鹿。原住民在捕到鹿後，可和社商換布，社商取得了鹿可以以高價賣出。如此一來，荷蘭人稅收增加不少，而社商從中向原住民所得的利益，更是不在話下。

1954-1967年可說是台灣農業的快速成長時期，是台灣農業支援工業發展使得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由於實施「耕者有其田」，大部分農民成為自耕農，提高從農意願，採用勞工密集的耕作方式，政府大力推行農業推廣計畫，擴大生產設施，改善生產技術等配合，各種作物產量不斷提高。這一時期成長較快的有：蘆筍、高樑、香蕉、玉米、柑橘、鳳梨、大豆、麻類、樹薯、花生、洋蔥、茶葉、菸草、小麥、甘藷、稻米、洋菇及甘蔗等。由於經濟發展的結果，國民所得增加，生產水準提高，消費型態開始轉變，水果蔬菜的消費開始增加，於是農業生產也往果菜方面發展。可是由於農業政策措施?了支援工業發展，採用低價糧政策、肥料換榖制度、以及各種歲賦征購、教育捐、水利工程費及農業推廣費用之分攤等措施，都加重農民負擔，所以農產品的產量雖然增加，可是農民所得並無顯著增加。1954年開始，政府實施四年經濟建設計畫，這一期間共實施四期，以促進台灣工業化為目標，當時是以出口農產品所賺的外匯來進口工業原料，在國內生產，並以內銷為主，所謂以進口替代的方式發展工業，所以農業除了提供食品加工業的原料、供應大量的廉價勞工、以及出口最好的農產品—米、糖、香蕉、蘆筍、洋菇等之外，廣大的農村社會也成為當時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這一期間是農業對台灣經濟貢獻最大的時期。但是國內工業產品的市場狹小，於是改以出口擴張的外銷方式來發展，加上當時國際經濟的穩定，因此出口擴張的政策非常有成效，在1963年，工業生產毛額再超過農業生產。

1949-1953年，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的時期。台灣農業，因戰時遭到破壞，田園荒廢，台灣原有的化學肥料生產停頓，又因海上交通受阻進口困難，戰後農業生產一落千丈，糧食缺乏，加上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軍民約200萬人，致使台灣的人口急劇增加，為滿足軍糧民食，必須加速恢復生產，因此，這一時期台灣農業發展即以生產設施的重建及加強增產為其特點。1948年以後，由於來自中國共產黨及內外情勢的壓力，才迫使政府踏出「微溫」的土地改革作為緩和長久以來與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戰後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政府、舊地主、農民三者具有利害的關係。1949年1月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後，即著手減租政策的準備。同年4月公布「台灣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甚至不待「三七五減租條例」的正式立法（1951年始正式立法），從1949年第一期稻作起，就將「三七五減租」政策付諸實施，即將地租的上限規定為收穫物的37.5﹪，以減輕過去佃農沈重的地租負擔，並立法律保護耕作物價格，以謀求佃農之安定。因此，三七五減租實行後，達到的顯著效果是增加農業生產與農民收益、改善佃農生活、耕地地價跌落及佃農購地激增、促進佃農和諧、安定農村社會、奠定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基礎。1951年6月，「公有耕地放領政策」與「減租政策」告一段落後，「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付諸實施，主要係利用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耕地，實施佃農的土地放領轉移土地，佃農承購公地之價格訂為該耕地全年正產物總收穫量的二倍半，分十年期償還。公地放領政策的目的是扶植自耕農、改革土地政策、促進土地利用，使農地平均地權的實施更向前邁進一大步，台灣的農地改革獲得初步的成效。

研究指出，開放海峽兩岸農業交流，在維持現有境內措施，未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下，我國農畜業的產值、所得、農畜業勞動力需求都將下跌，尤其相對不具競爭力的產品，例如飼料玉米、花生、蔗糖、蒜頭等作物及養豬、養牛等畜產業可能受到極大的衝擊，引發勞工過剩問題。然而，並非所有的農畜業都將受創，部分具有台灣特色的水果產業，未來將是能與中國大陸在國際市場競爭的農產品。海峽兩岸在產品上不無互補性，若能充分運用中國大陸的資源，以及台灣的技術，兩岸的農業不無合作空間。未來如何在日趨自由化的國際貿易趨勢下，為台灣農民找到一線契機，或使農民的衝擊降至最輕，是台灣農改單位的當務之急。研究者建議農改單位輔導台灣農業朝「小而美」方向發展：一、強化具本土特性、具高附加價值、具競爭力的農作物朝精耕的方式經營，以提高農產的競爭力。二、擴大生產規模，鼓勵不具競爭力的農民將其土地出租給具競爭力的農民，透過農地合併或合作生產方式以達企業化經營的目標。三、透過可行的補貼方式(GreenBox等眾多方式)，維持農糧生產於一定的安全水準，並促其朝精耕方向經營。四、輔導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五、加強對台灣農民的教育宣導，一以提高農民的農情資訊，二以增加農民對農業政策的配合度。宣導內容至少應涵誚bWTO組織架構下，有關可行與不可行的農業支持政策的相關資訊，以及強化農民企業化經營的理念與技術，提供台灣農業的競爭力的相關資訊，輔導農民配合台灣農業結構化的調整。六、利用中國大陸農產品低價優勢，配合台灣高科技、高品質的加工技術，透過台商為兩岸共創農業共存、共榮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