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術優勢和其政府的支援下，洋人在中國的航運業逐步擴張，不過北洋沿海和長江流域，尤其是牛莊的豆貨（東北、山東的大豆向來由沙船從牛莊、登州運往上海，轉銷東南各省，是傳統的沿海大宗轉運貿易）與江南漕運，仍屬華商的專利，因此，以上海為中心的傳統沙船業尚可維持盛況。道光年間，承運豆石的沙船約有3000餘艘，咸豐初期，也還有2000多艘，船工水手多達10餘萬人。不過外人輪船的勢力亦早已侵入豆石運輸，華商備感威脅。同治元年（1862），船商王永盛等聯名遞稟，奏請外商禁運，並請求將上海的豆貨貿易專歸華商運銷，俾為華商生計稍留餘地。1861年，太平軍對江浙一帶發動猛烈攻勢，並進逼上海。為了爭取外援，總理衙門在英國的壓力下，1861年先允准豆石弛禁，翌年正式開禁。在喪失獨佔的保護後，加上華洋搶運，大豆價格上漲，華商資本虧折，無力競爭經營；1864年，沙船「停泊在港（上海）船隻不計其數」。數度為沙船請命的李鴻章，恐怕「停泊日久，船身朽壞，行駛維艱」，1865年再次上奏請准華商販運奉天等處的雜糧米穀，以濟豆餅之窮。到了1867年，沙船的數量僅剩四、五百艘。迨及1869年，為增稅收，准許裝載豆石可以不赴他口逕運出洋，豆貨貿易至此完全開放，傳統航運業的頹勢則難已挽回。在牛莊豆貨貿易逐漸開放下，以北洋航運為主的江浙沙船日益衰落，上海船商數度聯名稟告，請求恢復專運保護，可見他們維護傳統帆船航運的決心。反觀閩廣商人，或許與洋人接觸較早，熟知洋船之利，加以閩廣鳥船海商，本來就以貿易為經營主力，與江浙沙船調適的難度不同，因此反倒是開風氣之先，在1866年就出現租雇外國的輪船和夾板船，並趁勢而興，奪取上海沙船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