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正式展開對臺灣的統治，選定臺北為總督府所在地，隨之而有大量日籍官僚移入臺北。臺北做為政治中心，不論在治安、經濟方面都相對穩定，因此成為大部分來臺日人選擇定居之所，人口直線成長，1905年臺北人口已超過10萬人，成為全臺第一大都市，都市化程度遠超過清領時期人口最多的臺南；而臺中也因被選為臺中州州治所在，人口日漸超過彰化和鹿港，由此看來，政治中心仍對都市的發展極具影響力。再就港口的發展來看，基隆由於地理位置之優勢，成為臺、日交通主要港口，在日治時期發展的十分迅速。1897年（明治30年）基隆在臺灣都市排名中僅位居第11位，時至1905年（明治38年）已提升至第6位；高雄則因港口功能，成為新設的高雄州州治，加上作為南進政策的基地，於1935年（昭和10年）躍升為全臺第4大都市，可見海港作為都市發展的條件，影響日深。相較於此，清領時期名列前20名的都市，如鹿港、北港、東港和朴子等河港都市，則位階下降。此一現象說明，港市性質改變，清領時期與中國大陸對渡，或者與西洋船隻貿易的沿海港口都市機能衰退，由轉由與日本運輸交通頻繁的基隆和高雄兩港所取代。另外，再就大都市的分佈來看，1905年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主張下，展開全臺的人口調查，就人口多寡排列，當時臺灣的五大都市依序為：臺北三市街、臺南街、鹿港街、嘉義街和彰化街，除了臺北的人口超越臺南以外，大致維持清領時期的排名；1920年代，日本統治基礎趨於穩定，廢除因治安考量而實施的小區域制，轉而依據地理空間進行大區域劃分，全臺分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和高雄等五州，以及花連港和臺東兩廳，州治的都市機能強化；1940年五大都市先後為：臺北市、高雄市、臺南市、基隆市和臺中市，除基隆市以外，皆為州治所在，說明內陸政治經濟中心取代沿海港口，成為新興發展地區；政治與經濟中心的結合，更加強政府的控制力與都市化程度提高等現象。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的發展，仍不脫港市和軍政中心的型態，另外，政治與經濟兩者的關係則較清代更為密切，基隆得以升格為市便是一例。另外，都市階級亦於1920年代趨於明顯，清領末期臺南和臺北人口差別不大，第一級都市呈現雙峰模式；仍至1920年，臺北市人口已與第二大都市臺南的人口有超過兩倍之差距。臺北市作為日本統治的中心，中心機能不斷強化，在各種建設和政策的推動下，逐步成為臺北軍政、金融和學術教育的首善之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