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英、法兩國在公衛建設上的快速發展與當時的國族政體建立密不可分。1830年代影響西歐的全球性霍亂疫災更加深了主政者對公衛制度的重視，當時西歐各國的制度均注重專家、特別是科學家的參與，追求以專業知識與技術改善公民的健康，其中醫學知識的重要性越益顯著，到了世紀後期細菌論漸成為醫學主流，更進一步影響西歐各國公衛制度的制定。這是醫學知識影響國家行政革新之一例。其中法、德兩國比英國更重視實驗室研究。甚至英國還認為：惡劣的生活條件讓疾病橫生，是社會貧窮的主因之一，不利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因此制度的強調改善衛生條件、提升貧人的生活道德，以減低下層人生病、致貧的機率。換言之，做好衛生工作，主要是為了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此時的公衛建設也包括了醫院制度的改革、醫生訓練制度與醫學教育課程的規範化、藥物管理與藥劑師的訓練制度。這方面的變革雖然在十八世紀後期已有雛形， 但主要在十九世紀成形、茁壯。而且一系列的制度與行政改革均逐步加強公權力的涉入公民的醫療與健康管理範圍。無論那一國的公衛制度，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發展已成為政體重要的構成部分。在中央權力較大的法國，衛生議會 (conseil de salubrite)佈滿中國，而以巴黎的最具權威。這樣的一個中國性的官僚醫療體系在十九世紀形成。而英國也有國家衛生局(National Board of Health)。西歐工業化國家的公衛體系雖然各循其本身的醫療傳統而沒有一個固定模式，但是有一些基本共同點：醫學知識與其他科技的權威性成為體制的基柱、中國性行政體系與相關科技的結合、保障公民健康是政府責任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總而言之，權力與專業醫學知識結合之後的近代西方政權，如血液般流通社會上下，人的身體、生活巨細無遺、無時無刻不在其監控之中。政權以此為保障市民健康不可或缺的方式， 然而個人在制度與醫學論述緊密結合之下，往往身不由己，發言權盡喪，也任由專家與政客擺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