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法戰爭結束以後，法軍在中國境內計有四處埋骨所—基隆、澎湖、馬祖、普陀山。法國對此一向重視。當清法和約已經在天津簽訂，法國公使巴特納（Jules Patenotre）便以外交照會的方式，要求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臺灣地方官員詳加保護法軍墓地。其中基隆的法國公墓，因座落主戰場，象徵意義最大。就公墓實體而言，它具有兩個特性：其一，從古蹟維護的角度，該公墓可說是基隆長存迄今，唯一直接與清法戰爭具關聯的建物（現今砲臺原址，皆非清法戰爭時舊址）。其二，從墓葬格局角度來看，僅淡水中學的外僑墓園可以比擬。基隆法軍公墓是在1885年4月清法戰爭臺灣戰場停戰後，到5月法軍全數撤離基隆前，興建於大沙灣舊砲臺西側，占地四百多坪，旁有石牆環繞。掩埋法軍人數，據估計應在兩百到七百之間。至於法軍墓園的管理，法國僅要求中國嚴禁兵民破壞，並未將管理權交給中國的地方官員負責，反而是由基隆海關的英國籍雇員管理。從近代國家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來觀察，法國自行據地修建公墓，將管理權交由英國籍海關雇員，並且照會臺灣地方官嚴禁兵民入內破壞，儼然將該公墓視為「租界」，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然而，這種作法卻因中國缺乏國際法與主權觀念而默許，成為既成事實。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時的乙未義勇軍對該墓園大加破壞，至使當地墓碑僅存三、四支。換言之，法國若欲繼續維護該墓園之管理，勢必與新的政權再次進行交涉。另一方面，日本雖然擊敗中國成為新列強，卻因逼迫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引發俄、德、法的利益衝突而介入干涉。這使得日本在軍事上的勝利無法立即反應在外交表現上。此時，臺灣、澎湖各有一座法國軍人公墓，正值毀損維修之際，日本是否能妥善與法國進行交涉，成為外交上的重要問題。1896年，法國派遣代表前往澎湖與日方磋商如何修建媽宮拱辰門外的孤拔碑。為此，日本先由拓殖務省的拓殖務次官對該案表示過意見後，再由外務大臣與法國駐日公使取得協議。有了澎湖的經驗，基隆的法國公墓雖然早在1895年間已完成調查報告，但遲至1897年3月，日、法兩國簽訂有關墳墓保存及修護的協約後，才在4月開始整修。該協約內容包括法國提供給日本的修繕法，並將每年的維持費（內含守墓者津貼）撥付日本政府，同時，議定五年為一期另訂新約。至此，法國公墓成為日、法外交折衝的舞臺。如前所述，法國公墓的存在和管理權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性，因此，每五年換約一次，意味雙方五年再過招一次。1902年，雙方重立新約，變動不大。但1906年前後，開始顯示出日本主導日後兩國談判的企圖。日本提出為法國墓園設計新的納骨堂來維護，即加蓋小屋和室內設備，惟報價偏高，法國寧可選擇簡單的方式。1910年，新的公墓修建完成，法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灣搭乘旗艦來臺，與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共同主持揭幕式。1914年，日本更進一步提出要求，希望未來公墓的管理與交涉，移交給臺灣總督府與領事接觸，無須外務省與法國駐日公使出面。因法國無在臺領事而由英國駐淡水領事代理。換言之，日本欲追求法國公墓的管理權移交給臺灣總督府，並獲得法國同意。1928年，法國遠東艦隊司令與法國駐日大使共同前來基隆，與臺灣總督川村竹治一起舉行移管典禮。早在日人統治台灣初期便從基隆法國公墓碑文得知是孤拔將軍的事蹟，遂將大沙灣一帶稱為「????濱」。經1910年的整建後，已經成為當地的旅遊名勝，加上附近有全基隆唯一的海水浴場，遂成為最著名的景點。臺灣在戰後被置於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之下，1949年，中國國民黨帶著中華民國的法統撤退臺灣，中國共產黨則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雙方隔著臺灣海峽分治，同時在國際間為「一個中國」做外交纏鬥。對於管理法軍公墓的問題，遲至1953年，中華民國才「協助」法國政府重修。根據日治時期的土地帳冊，基隆、馬公兩座法國公墓，所有權屬「國庫地」，戰後則登記為「國有土地」。法國於1953-54年間，請求發給基隆法國公墓、澎湖孤拔紀念碑所有權狀，並且要求永久租用，均被中華民國政府駁回。然而，為了鞏固邦誼，兩國幾經協商，擬定公墓及紀念碑所佔有土地的租賃辦法，由法國駐中華民國大使簽約同意，每年以九年為期，外交部以象徵性「一元」的租金，把地權租予法國。1955年，法國大使館向外交部繳納新台幣九元，租期至1964年5月。1964年1月，約期未滿，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中國」。次月，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與法國斷交，並收回公墓地權。斷交後的法國政府便無權以官方身份過問法軍公墓的管理。直至1990年代，法國基隆公墓已超過一個世紀，有足夠的條件升格為古蹟。加上民間性質的法國在臺協會、基隆地方政府與熱心人士的催生，基隆法軍公墓終於擺脫身上的政治符號，回歸其自身的風貌，成為具有歷史性質的文化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