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興女學運動的浪潮中，對於傳統女子教育的檢討，也開始有突破原先傳統的理念出現。鄭觀應開始批判「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明確地提出女子應接受新式的正規教育；康有為則從女性資質有其就學的優勢著眼，認為「婦女之中，奇才甚多，且性靜質沉，尤善深思，孰有過此」。梁啟超則是第一個為中國女學擬定較為詳細的辦學章程的人，他看到教會學校的好處，也深深為中國人對女子教育事宜的無動於衷感到羞愧。由梁氏心目中的中國女學，既不同於教會女學，也不同於傳統女學，而是一個「採泰西之美制，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的女學學制。除了透過興辦女學外，伴隨清末以來的留學風潮，女子外出留學的機會也開始逐漸增加。最早出國留學的女學生，大多是因個人際遇，被教會學校收養後，輾轉帶出國外。在甲午戰爭後，由於留日風氣日盛，於是女子亦漸有留學日本者。雖然在1905年清廷勾結日本簽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後，留日熱潮降溫，加上1908年美國國會做出以部分庚子賠款在華興學，培養中國留學生的決定之後，中國青年的留學熱潮開始轉向美國。但相較於日本，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國女子赴美者還是鳳毛麟角，主要是當時風氣未開，一般中國女子視遠涉重洋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