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後，當官的遠景頓失，讀書人產生的個人挫折，只好以作為群眾領導人來彌補，羅素認為這是中國學生成為改革家、革命家之因。由於當時民主並未落實，改革受阻，西方文化又有著強大的吸引力，使得新知識分子認為從事非正統式的政治反抗和抗議是正當合理的。他們大多數都相當年輕，在五四事件爆發時，當時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羅家倫、周恩來、許德珩(當時扮演鼓勵工商界罷工的重要角色)等，大約是廿出頭，而他們所帶領的同儕或中學生，多只是十多歲的少年。至於提供新思想的教授們也大都只有二、三十歲。而他們所要對抗的對象－保守派的舊學者、軍閥首領，則多在中年或以上，雙方的背景和觀念大相逕庭。當時的青年集中於幾個都市求學，通常住在擁擠的宿舍，日常生活裡常常成群結隊，對他們而言，示威、罷工和聯合抵制外貨等群眾集體行動，是相當合適作為表達心中的積怨和不滿的方式。除此之外，有些人曾於一次世界大戰到歐洲「勤工儉學」，當時的工讀歷鍊，讓他們有機會見習過西方的勞工運動。在北京地區，學生的思想和活動都相當複雜，在他們的腦海中，東西龐大的文化交互衝突與激盪，但他們對新事物，更有著無比的好奇與熱誠。在蔡元培改革後，北大出現了深受新思想影響的學生，雖然只是少數，但?是最活躍的。他們十分注意國內外事件，努力吸收更多西方思想，懷疑的精神和強烈的使命感常牽引著他們。1918年5月，他們就舉行過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請願，之後，學生組織許多公開或祕密的小團體，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以北大學生為主的「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這些團體經常策動學生活動，也扮演積極或急進的樞紐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