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景教創始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西元380-451年），他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的神性，反對將她作為神膜拜。428年，聶里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引起亞歷山大城主教奚利爾（Cyrillus）猛烈抨擊，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被定為異端。5世紀末，聶派教徒遷往波斯，後來傳入中國，即景教。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巨型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為證。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景教依附政治，得以傳佈。公元845年(唐會昌5年)，爆發會昌法難，同時波及其他外來宗教。景教與祅教及摩尼教號稱「三夷寺」，當時信徒計約3000人，在會昌後均告式微。13世紀元代統一中國，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國恢復活動，當時統稱為也里可溫教。但信奉者多為色目人、蒙古人，漢人少有信奉者。元滅亡後，景教和天主教逐漸在中國消失。至新航路發現，天主教的海外傳教事業隨之發展，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相繼赴中國傳教。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在尼羅河河谷地帶，考古學家發現一種底部小圓，腹部粗圓可用來盛液體的容器，學者考證是用來裝葡萄酒的或油的陶罐。埃及的陰間之神?西里斯（Osiris），同時也是葡萄藤（Vines）和葡萄酒（Wines）之神，可見葡萄酒在埃及受到歡迎。啤酒是埃及最受歡迎的飲料。製作時將發芽的大麥做成麵包，將麵包丟入陶缸中與空氣中的酵母菌發酵，就是原始的啤酒了，不過在喝之前，裡面的雜質需要過濾出來。啤酒可以當作工人的工資，在法老的金字塔中曾被發現。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清初禁教的政策至十九世紀，因西方列強的進逼而解禁。1858年英法聯軍，清朝戰敗，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且開放台灣府城(安平)、淡水，打狗(今高雄)、雞籠為通商口岸。1860年又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租買田地及建造教堂。自此天主教傳教士可自由來臺，並可居住在口岸，進行傳教工作。1859年道明會派遣郭德剛(Fernando Sainz)神父等來臺傳教。起初，他們不時受周遭居民及官府的騷擾與阻礙，但傳教工作仍繼續進行。此時期的傳教先從南部開始，繼而擴展到中部及北部地區。1859年12月郭神父在高雄前金建立起第一個傳教據點。1861年屏東萬金(今萬巒鄉)建立傳教據點。1875年彰化羅厝(今埔心鄉)建立中部第一個教會。1887年和尚洲(今蘆洲)開教，為北部第一個教會。據1889年的教務統計，當時全台共有萬金(屏東)、前金(高雄)、山腳(高雄鼓山)、台南、沙崙仔(嘉義)、羅厝(彰化)，及和尚洲等七個天主堂，信徒約一萬人以上。天主教開教模式是先派一位傳教員了解當地民情，如果當地居民友善，就先行租屋，當作道理廳，由傳教員定期講道，經過半年或一年後，再由傳教士神父施洗。當教友漸多時，傳教士即設法建教堂，再以教堂為根據地，向四處傳教。此外，天主教教會也配合台灣民間信仰的習俗，吸引信徒，在重要的教會節慶時，將聖母像抬出遊行，並燃放鞭炮，頗有遶境的味道。

達摩祖師原是南印度國的三王子，經般若多羅法師的指點，看破名與利，決心拜師潛佛。達摩在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傳布佛法，曾入少林寺千聖山一坐九年，即使拿針戳入身，都不為所動，因此聖名遠播。他倡導「面壁坐禪」以定心性，後世追尊為禪宗祖師。

蒸腦時，將水由木桶上端倒入鍋中，引燃灶中木材，更換碎片，連續十天後，鍋中沸騰的水蒸氣透過木板孔，將樟木碎片蒸熱，也蒸出含腦的氣體，這些氣體進入倒置陶缸後開始凝結。十天後將陶缸拉開，半凝結的樟腦遇到冷空氣會凝結為霜狀，即為樟腦。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