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他們以傳播西方科學知識打入中國上層社會，藉此拓展傳教事業。在耶穌會士傳播的科學知識中，以天文學知識最為重要。湯若望便是藉著修訂曆法，得以接觸中國統治者，使傳教事業站穩腳步。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他先在明廷修訂曆法，政權交替後，獲得新統治者的允許，仍留在朝廷繼續曆法修定的工作。 湯若望在華四十多年，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新知介紹到中國。最重要的貢獻，是參與了曆法改訂，編定了《崇禎曆書》。湯若望還編纂了《遠鏡說》，這本書對伽利略望遠鏡的製作原理、結構、功能以及使用的方法都做了詳盡說明，是中國科學史上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傳教士為中國朝廷服務，天文曆法最為重要。因為中國向來特有的皇帝祭天權力，以及觀察天象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傳統，也使得傳教士能夠藉由制定曆法、製作天文儀器等方法，順利進入中國統治階層。傳教士對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注意。不管是明、清政權，都是他們爭取的對象。此外，製砲技術亦極受朝廷歡迎。明朝即多次依靠洋砲擊潰清兵。後來清人也掌握了紅夷砲的製作技術，才能成功擊敗明兵。康熙也命西洋教士造西洋鐵砲120門，1680年又造神武砲320門，及威力巨大的神威砲240門，以裝備八旗。南懷仁依康熙的要求，製造出砲身小，火力強，命中率高，又可置於騾馬背上行軍的輕巧火砲，在平定三藩之役立了大功。

台灣第一位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畢業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醫師，1865年6月16日就在府城看西街租得的佈道所行醫傳道，這是『台灣第一』的西醫診所，之後移往打狗的旗後，但已開啟台灣西醫療法之基礎。清末長老教會在各地所開設之醫館共計有： 1.打狗長老教醫館—1865年 2.台灣府舊樓醫館—1868年，新樓醫院前身 3.淡水偕醫館—1880年，馬偕醫院前身。1872年三月九日馬偕博士由加拿大長老教會遣派來台灣宣教，並於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偕醫館」，以醫療傳道之精神。偕醫館設立二十年間，得到當時洋行歷任侍醫之協助，診治民眾病症無數，其中尤以瘧疾為最。 4.大社長老教醫館—1890年，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西式醫療技術使台灣許多治癒者都成為初代信徒。又北部的馬偕博士不是一位正式的醫師，卻專精於拔牙技術，他自稱從1872年至1895年之間，曾經為人拔掉21000顆以上的牙齒。

宗教改革期間，新舊教徒尚不知寬容，常藉異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與利益的糾葛，致使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間戰爭不斷，這些戰爭也常披著宗教的色彩。例如：西班牙為了保護其與美洲之間的貿易獨立地位，派遣「無敵艦隊」征英，便是以捍衛舊教，討伐新教為名。最慘烈的一場宗教戰爭莫過於「三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一開始只是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爭執，起因於神聖羅帝國皇帝鎮壓境內的新教徒，激起波希米亞（Bohemian）新教徒的叛變，並意圖尋求獨立。後來丹麥、瑞典、法國等也都因為各自的利益而加入了戰團，最後竟演變成全歐洲的大戰爭。 西元1618年，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亞人民發動叛變之後，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19—1637）迅速派兵鎮壓，事後並迫害新教徒，下令廢止一切宗教自由。波希米亞戰爭的結果，讓英國、荷蘭、瑞典、丹麥等新教國家感到震驚，擔心舊教的勢力會因此而壯大，有意派兵干涉。丹麥在英國的支持下，在1625年派出六萬大軍，進軍神聖羅馬帝國。表面上，丹麥是同情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徒，實際上，爭取新領土才是丹麥出兵的主因。波希米亞貴族出身的華倫斯坦（Wallenstein）意識到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乃自費招募軍隊，力阻丹麥侵略國土。1629年，兩軍講和，簽訂了「律貝克和約」（Peace of Lubeck）。戰事至此，舊教徒占盡上風，斐迪南二世趁勝追擊，頒佈一項法令：要求新教徒歸還在西元1552年之後所取得的教領地及教產。丹麥失敗後，西元1630年，因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進出波羅的海同樣感到不安的瑞典，也組織了一支新教軍向神聖羅馬帝國宣戰。素有「北歐雄獅」之稱的瑞典國王哥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是位軍事天才，他以「步兵五列，騎兵四列」的新戰法大敗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正當戰事順利推進之際，阿道夫卻慘遭大砲擊斃，瑞典軍情告急。為了支援友邦，原本在幕後支持的法國也派兵加入戰局。 法國雖然是典型的舊教國家，卻因為想要削弱鄰國—神聖羅馬帝國，進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而一直默默地支持新教國家。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唯一強大的盟邦是西班牙，因為兩個國家的皇帝同為哈布斯堡家族成員，但西班牙本身的麻煩不少，征英之役失敗後，還得應付國內接連獨立的葡萄牙和荷蘭；雪上加霜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又在西元1637年駕崩，而且境內的新教徒早已明白這場戰爭是針對統治者哈布斯堡家族而來，因而紛紛宣佈中立。神聖羅馬帝國的舊教軍隊只能苦撐應變。 其實早從1644年以來，參戰各國的代表便在西發里亞地方開始討論如何結束這場大戰。談判內容主要是由法國主導，談判期間，打打談談，一直到1648年才正式簽訂「西發里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和約中最重要的意義是承認新、舊教同獲平等地位。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與神社參拜政策互為一體兩面的，就是「寺廟整理運動」，日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1938年台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會議，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有關寺廟整理的原則為：一、寺廟以全廢為原則，但過度時期可一街庄保持一寺廟；二、舊有慣習中的祭祀活動的改善以及寺廟管理的行為須盡量合理化；三、祭祀的神明應改為純正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佛；四、寺廟的建築物必須漸次改為佈教所或寺院型態；五、被廢止的寺廟及神明會等宗教團體，其財產另外組織教化財。日人實施寺廟整理運動的原因，事實上與其因應戰爭爆發的政策有關：一來是為了排除皇民化運動的障礙，為了徹底根植臺灣人敬神尊皇的思想、神社參拜、大麻奉齋、日本式的生活普及等觀念，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不可分割的寺廟，就變成皇民化最大的妨礙。二來台灣傳統的信仰可以說是「支那的信仰」，把中國的思想從台灣掃除是必要的，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中國的色彩變成疾病一般，在台灣被窮追猛打。寺廟的撤廢、神佛像的燒毀等等，是掃除從中國來的迷信很重要的象徵。其三，地方官廳對於寺廟或神明會龐大的財產都相當在意，若是寺廟整理之後，這些財力對神社的建造、國語講習所或集會所的建設，甚至可以轉為其他社會教化事業的利用，寺廟整理當然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剛開始整理寺廟時，台灣傳統寺廟的各種神像，凡是泥塑者均被摧毀，木雕的除了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都被燒毀，寺廟則是被拆除，各種祭祀器具都被毀棄，如果能夠獲得保留的寺廟，還得將寺廟的屋脊兩個角拆除，讓寺廟變成日本式的建築物。廢除寺廟的行動實施後，引發民眾的不安，在台灣的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以強迫的手段整理台灣的傳統寺廟，1939年日本國會議員即質詢過這個問題。只是台灣總督府的目標是藉著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在日人看來，寺廟與迷信的整頓，不可諱言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只是這個措施雖然有助於陋習的改良，卻往往引起更多的民怨。很多寺廟為了自保，紛紛加奉佛教的神祇如觀世音菩薩、釋迦摩尼等，以免被拆除。1936年起，地方也發起改變台灣傳統廳堂配置與祭祖習俗的運動，台南州東石郡鹿草庄的後堀、麻豆店兩個村落，舉辦了「牌位燒毀儀式」，總共有1224座牌位堆積在焚燒場中，由僧侶舉行盛大莊嚴的焚化儀式，從此之後各地紛紛起而效尤，不僅祖宗牌位，連神佛像與掛軸都難逃燒毀的命運。

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延壽大師(西元904－975年)，唐末五代十國時僧人。其佛學思想主張結合禪宗「不立文字、明心見性」與淨土宗「往生西方」的修行方法，並且力主會通諸宗教義。他的主張對中國佛教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因工商發達，也連帶地刺激了宗教大事─中元祭典的擴大。基隆工商業的發達，與煤礦的開採和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有關。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臺初期人口僅為7000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改正的實施，伴隨著港市發展人口遂逐年增加，1905年人口增加一倍為14000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的增長人口也跟著激增。當時商業活動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外貨批發商，多為日人所經營；一為貨品零售商，多由臺人經營，產業則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日治時期商業團體之所以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當時基隆地區參加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贊普外，市區各商號也會盛情參與，不僅會在陣頭、鏽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還有廣告宣傳，跟各種噱頭，主辦單位有時為求祭典豐富有趣，甚至會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如《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都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更勝以往，從報導中也可以看到參家陣頭的商家，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利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想出奇致勝。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臺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遶境，沿途灑一千張麥酒引換卷(啤酒兌換卷)，每張可兌換麥酒(啤酒)一瓶，除了助興之外，還可以宣傳自家的產品。在當時，日人對於臺灣人對民間賽會之極度鋪張奢靡，往往不以為然，在許多場合都宣導迎神賽會的節約或儉樸，且因中元普渡有礙衛生，消耗鉅費，常有廢止中元普渡，或是力勸各主普及柱首節省爐費的言論，只是對於臺人來說似乎效果不大。甚至1921年由臺灣知識份子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因標榜「謀臺灣文化向上」，而對臺灣傳統宗教活動和迎神賽會大加批評，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認為因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是奢侈浪費的行為，且拜拜時供奉的祭品，因烈日高度曝曬而衛生堪慮，但都無法影響臺灣人對迎神賽會、祭典普渡的愛好。

鴉片戰後，中國於1844年 (道光24年)所簽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中，允許外國人在五口建造教堂，中國人若將禮拜堂或墳地觸犯毀壞，地方應嚴拘重懲。同一年，道光皇帝准許中國人至外人建造的天主堂作禮拜、入教，正式廢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1846年，道光皇帝頒佈諭旨，認為天主教是勸人為善，與其他邪教不同，因此准免查禁，並且歸還康熙年間的天主教教產。道光所頒佈的諭旨，明確規定傳教士的活動僅限通商口岸，仍然禁止入內地傳教。至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有保護傳教的責任。咸豐10年(1860)的中法北京條約，允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地建造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其信教，地方官須善待保護。條約對天主教的保護，易引起民教衝突，造成教案頻生。雍正禁教後，教堂多被沒收充公，有的已改建，有的是多次易手，要查還相當困難。傳教士仗著條約和外國的勢力，常不顧實情，任意需索，要求會館、書院、廟宇等，應予退還，甚至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或強迫官方撥用土地，遭致民間反感。此外，傳教士深入內地傳教，也常攻擊、破壞中國一些傳統習俗，或干預訴訟，使中國社會秩序大受動搖。再者，教民破壞神像、毀壞祠堂，民間酬神賽會演戲時，教民既不出資，又參與觀戲遊樂，讓平民心生不滿。種種民教之間的誤會、衝突，皆在條約保護、內地傳教後一一浮現，教案也隨之發生。

中東地區是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該處一直充滿宗教、種族、領土和政治等紛爭。中東地區乃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更是各國兵戎相見的原因。中東包括伊朗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庫德族等，是個多種族的社會，而阿拉伯國家間又有很複雜的政治歧視，領土間的爭執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以、阿間的衝突，更為了中東動亂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