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認為革命將導致內亂及列強瓜分危機，應設法改良現有政府，實行立憲。革命派認為革命志在建立民國，有正當目標與嚴格法紀，因此只會有短期的革命行動，不會有長期的內亂。列強干涉方面，縱使情勢引起國際干涉，亦無須畏懼，因為如此將促使國民同仇敵慨。至於現在的政府，絕無改良的可能，也無改革的誠意，無法期待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只有將其推翻，才能挽救國家。梁啟超對於革命黨「驅除韃虜」的號召，深表反感，斥之為「小民族主義」，主張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應將國內各民族視為整體，以對抗列強侵略。革命派則是主張種族民族主義，認為必須打倒腐敗的外族政權，民國成立以後，國內各民族獲得平等才能融為一體。立憲派認為當時中國人程度尚無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即使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訓練人民政治能力，再轉移至立憲。革命派則引用天賦人權學說，強調自由人權是人類所共同具有，天生具備擁有的權力與能力。只要民國政府一成立，可以透過制度運作。工業革命後，西方各國貧富日益懸殊，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避免中國未來重蹈西方覆轍，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立憲派則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組織優於西方，土地兼併不劇，如實行土地國有政策，將導致更多問題，強調當前應做的是獎勵資本、保護勞工。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

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中國歷史上，自從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人再敢輕言變法了。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排山倒海而來的西力衝擊乃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迫使若干對於時代有著敏銳觸感的讀書人，朦朧地認識到墨守祖宗之法已是不可行了。最早見諸於議論並有具有具體積極主張的有魏源、馮桂芬等人。魏源的見識承認了中國在器物方面完全不如西方，然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中國在軍事以外的缺失「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率先呼籲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改革。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即存在二股政治勢力的分立，一股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一股為孫文等人所領導的革命派。大體來看，兩者均是主張從制度變革的方式來進行，只是在手段上有溫和與激烈的差別。在初期，改革為主流力量，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經歷庚子拳亂與皇族內閣事件後，維新派對於清廷改革的誠意，大失所望，轉而支持革命。革命運動於是成為主流力量。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和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中，維新派的勢力雖然一再地遭受到打擊，但主張維新改革的人士依舊寄望於清廷，例如康有為始終寄望於光緒皇帝，梁啟超雖然曾經與革命派人士合作，但最後還是回頭支持君主立憲的路線。雖然動機與革命派一樣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錯認清廷有改革的誠意。他們誤以為只要不斷的宣傳請願，就可以使清廷接受他們的主張進行改革，但事實證明清廷不過是藉著君主立憲的招牌企圖繼續保有政權，而多數的官員與士紳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為目的而支持維新，不可能真正的進行改革。中國近代化運動第二階段以制度改革為核心精神，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維新與革命二條路線之爭，固然最後革命路線在激烈的路線論爭中取得勝利，但是維新派人士質疑革命路線所可能造成的惡果，都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一一出現。至此，不論是改革或革命，僅是進行制度的變革並無法有效達成自強救國的目標。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知識份子開始進一步宣揚新觀念、新思想，質疑批判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價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後，思想文化的革新成為主要重點，中國的近代化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共可以分為器物改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革新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共經歷了約80年的時間，當我們檢視這段歷史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時，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主張走在時代前端，然而時代環境的氛圍與條件並無法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的可行性，無法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在往後社會內部環境逐漸變化後慢慢形成可以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因而成為時代主流。譬如鴉片戰爭時期的魏源、馮桂芬；甲午戰爭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立憲運動時期的孫文。另一方面，甚至會出現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竟然從激進改革路線退縮為保守傳統路線，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檢視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內容，其實前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實際上是時代社會環境改變的太快，令他們的思想主張反而呈現退縮的現象。如果將這80年來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張加以先後整理，其實可以拼湊出一張完全符合中國近代化路線演進的藍圖，從器物改革演進成制度變革，再從制度變革演變成思想文化革新。

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漢代時期施行察舉與詔舉之制時，士人應詔，特為禮遇，考士均由公家備車赴京，是以日後稱赴京應試之舉人為公車。1895年，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了馬關條約的苛刻內容後，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考生，上書光緒皇帝，其主張重點為要求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這次考生聯合請願運動事件即為「公車上書」。雖然此行動的三大主張沒有實現，但這次聯合請願運動影響頗大，不僅使康梁師徒兩人聲名大噪，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它也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宣傳的發展，成為清末政治請願運動的起點，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