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隋唐兩朝三百年間，多次遣使通聘，以輸入中國當時之政制、法令、佛、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作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的模範準備，故使節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性質。後日本又派遣久居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進一步研究吸收中國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呂來華多年（西元 716?770年），歷任唐廷要職，終老於唐；吉備真備攜回唐禮、太衍曆經等，對日廷禮儀及曆法改革，有密切關係。玄宗開元年間，鑑真及其弟子赴日傳入律宗，並對日本佛教藝術、醫學及漢文學的發達有不朽功績。

（一）我們今日所食用的植物當中，有哪些是漢代經由絲綢之路而傳至中國的？ 答：葡萄、石榴、苜蓿、胡桃、胡豆、胡瓜、紅蘭花、酒杯藤、胡麻（即芝麻）、波菜、甘藍菜等。（二）你能區別「龍腦香」與「龍涎香」嗎？答：請參酌「外國輸入中國的物品—香料」之內容頁。（三）請以圖、文並陳的方式，描述鄭和船隊之船隻形式與其特色。答：請參酌「唐宋至元明時期的貿易船」之內容頁。（四）以下動物：（1）老虎（2）駱駝（3）獅子（4）駝鳥（5）馬哪些是中國原有生物，哪些是經由絲路貿易傳入中國的？答：除老虎是中國原有生物之外，駱駝、獅子、駝鳥及馬，都是從外國經由絲路傳至中國的。（五）歷史上，中國著名的瓷器有哪些？請簡述之。答：請參酌「中國的主要輸出品—瓷器」之內容頁。

斯坦因在今若羌縣的米蘭佛寺遺址上，發現了一些有翼天使的壁畫。壁畫上的人像特徵，類似地中海東部及愛琴海地區的居民，這些佛教藝術很明顯的受到希臘藝術的影響，其交流的管道就是絲綢之路。這種藝術風格的東傳，應該是中亞地區一些熟悉羅馬藝術風格和犍陀羅藝術風格的人才，借助佛教，走絲路東來而將此藝術風格交流。隨著絲路的繁榮與佛教的東傳，犍陀羅藝術經由西域進入河西走廊，再傳入中國。敦煌石窟、雲岡石窟等都受其風格影響。敦煌的莫高窟彩塑，數量眾多，技藝高超，人物繪得相當生動，風格上繼承了西域佛教雕塑的許多特點，即犍陀羅藝術風格，並在河西、中原一帶的佛像雕塑產生很大影響。隨著時間的發展，藝術風格亦漸漸與中國藝術融合一起，成為更具特色的藝術風格。

因佛教傳入日本後受國家之優遇，故僧侶激增、干預政治、破戒犯戒問題漸至無法收拾，故有嚴守戒律之思考，日僧榮叡、普照等乃懇請鑑真赴日。鑑真五次渡海，出入生死之間，經歷種種挫折，終於在玄宗天寶十二年成功。孝謙天皇禮遇之，安置於東大寺，皇族公卿受戒法者四百餘人，後於奈良建唐招提寺居之。鑑真及弟子對日本佛教天台真言兩宗之開創、書道及佛教藝術、本草學及漢文學之發達，均有宏偉貢獻。

在唐三彩動物俑中，以馬和駱駝的塑造最為成功。唐三彩馬，具有頭小，頸長而粗，比例均稱，膘肥體壯，肌肉清矍有力，神駿矯健的特點。馬的姿態生動有趣，有的靜靜地站著，有的緩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鳴，有的低頭啜飲或啃蹄，神態無不惟妙惟肖。 而三彩駱駝，背載絲綢或馱樂隊，仰首嘶鳴，那赤髯碧眼的牽駝俑，身穿窄袖衫，頭戴翻簷，再現了中亞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憶起當年駱駝叮噹漫步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它們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看到這些三彩駱駝及胡俑，我們彷彿看到在黃沙漫漫的大漠之上，一批又一批異域商人牽著載滿絲綢寶物的駱駝，正風塵僕僕地長途跋涉在絲綢之路上。而陣陣駝鈴聲，則傳達出中西友好交往的佳音。

絲帛是一種特殊的交易物，在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甚至可以代替通貨使用。西元1082年三佛齊國船長，向廣州提舉市舶司孫迥贈龍腦和布。 孫迥向朝廷報告，詔令按捐帛優惠價收購入官庫。西元 1219年，由於進口香藥過多使金銀外流，於是改用絹帛、錦綺與瓷漆之類換貨，反而造成各項絲綢產品，遠銷世界各地。這些色澤艷麗、光滑柔軟的中國絲綢，深受歐美社會人士的喜愛。甚至，中國生產的棉布，也還是十九世紀初英國紳士和法國市民，時髦一市集流行長褲所不可或缺的用料。

話說張騫為了聯絡大月氏對付匈奴而出使西域，卻意外發現大夏國（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更讓他驚奇的是該處竟然有蜀地出產的布；據說蜀布購自身毒。張騫因此建議武帝，可以從蜀地與西域聯絡，避免被匈奴發現。因此，武帝乃開拓西南並設犍為郡（包括現在雲南東北地區）、牂坷郡（現在貴州大部分及廣西西北部、雲南南部一帶）、越雋郡（今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等）及益州郡（現在昆明地區及大理地區），以便治理這些地區。漢時把西南絲綢之路稱為蜀—身毒道，即是從四川通往印度的交通道路。但從上述可知，從西南通往印度這條路線，在漢武帝之前就已經存在，巴蜀一帶的商人早就在這條路上，從事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

班超率領三十六名軍士，出使西域諸國，先於鄯善建功，後又和疏勒（今新疆喀什）、車師等國結成了友好的關係。他善用西域諸國的力量，以巧妙、以少勝多的戰略戰術，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例如平定疏勒的叛亂、擊敗了龜茲與莎車，並配合東漢的軍隊的勝仗，終迫使北匈奴西遷。班超被任命為都護，駐守龜茲，西域五十餘國全部歸附了東漢；班超後被封為定遠侯。自西漢末年起即被阻塞了的東西交通大道，因此又重新暢通了。班超還和安息（今伊朗）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派助手甘英到達條支（今敘利亞一帶），前往聯絡大秦（今羅馬），在大漢絲路上留下了一代雄風。

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外，是古代社會原始紀錄。數量多達四萬餘卷的古代寫和刻本，歷時六百餘年，內容涉及社會化交流各方面，對研究中古代的社會、經濟、宗教、歷史等皆有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