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文藝復興，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建築師布魯內勒斯基所設計的孤兒院，通常被視為第一座文藝復興建築。他的工程技術與對古代建築形式的復興，備受讚揚。加上哥德式建築令人聯想起北方，而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領導者在古羅馬本身找到更高貴的血統。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脈絡下，布魯內勒斯基的重返羅馬圓柱、圓拱與矩形窗戶，就不只有美學上的意義而已，還包括了時代的需求。

在整個漫長的中世紀裡，宗教建築在西歐的政治社會發展中獨自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法國建築師在十二世紀最驚人的成就，即創造一種使得結構、建造、視覺表現形式三者結合在哥德式主教堂中的系統，而大教堂即象徵著宗教信仰。彩色玻璃窗取代實牆、飛扶壁的使用，正是最好的說明。由於哥德式建築不斷地向上爭高的結果，倚賴外牆便成為需求，飛扶壁的使用符合了這一趨勢，也增加了視覺表現方式。位於巴黎西南80公里的夏特爾大教堂是法國哥德式建築的經典作，其大門雕刻與彩色玻璃窗都是藝術珍寶，眾多的飛扶壁將重量分擔給外部支柱後，內部牆壁不需承受太大壓力，可以設計大型彩色玻璃窗，少了笨重的石牆與支柱，增加建築本體的優雅輕巧。

柯布榭的《供300萬人居住的當代城市》對於城市發展提出了具體合理的辦法：1.分散市中心。2.疏散人口密度。3.提供更多交通運輸的方法。4.增加公園綠地和開放空間。1925年，柯布榭指出「現代都市隨著新建築而誕生」，但「巨大的、壓倒性的、殘酷的進展，破壞了我們和過去的連結關係。」而這市中心的四周是由185公尺高的摩天大樓包圍著。柯布謝的設計中整個都市就是一個綠帶，因而未包含公園的設計。

1900年，黃玉階首先倡組「臺北天然足會」。其後，各地有識之士紛紛成立「解纏會」、「斷髮會」或「風俗改良會」，以身作則，鼓吹放足斷髮。十餘年間，逐漸掀起熱潮。接著，總督府趁勢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動放足斷髮，在警察監督下，保正、甲長至各戶調查仍保留纏足辮髮人數，限期實行放足斷髮，或舉辦集體放足斷髮大會、慶祝會等，以倡導改革風氣。最後，達到普遍放足斷髮的目標。黃玉階先生，生於1850年，台中梧棲人，32歲來到台北大稻埕，是台灣第一位領取漢醫執照的人。他反對纏足，認為那是不健康的，所以提倡「天然足會」，也發起「斷髮不改裝」運動，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功臣之一。1900年，受中、日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以及日本官民之鼓勵，有「台北天然足會」之成立，號召社會中、上階層入會，以身作則，倡導解放纏足，惟進展甚緩，至1905年仍有三分之二的女子纏足，放足者僅占纏足者的1.1%。

日本人的製腦技術據傳是來自朝鮮，而後由九州的薩摩藩製造，漸漸的又傳到四國一帶，使得九州與四國成為日本樟腦最大產區，長崎成為最主要出口港。日本與台灣是世界樟腦的主要產區，清代台灣樟腦貿易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便是日本。日本領台後日本的樟腦業自然如虎添翼，總督府更是相當重視樟腦事務。然而，日治初期台灣樟腦的產銷，外商仍為主要勢力，一直要到總督府推行樟腦專賣政策後，才開始轉變。台灣總督府在收回專賣權的過程上，主要實施對象為粗製樟腦，並以賠償金減少對腦戶所造成的影響。總督府並實施公開招標方式，以減少外商的反對專賣，並利用外商在國際市場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最重要的是，總督府以核准的權力，大量引進日本資金和企業，進而使台灣製腦株式會社負責製造，三井株式會社負責銷售，進而掌控樟腦的專賣。

1840年代起，圓膨的裙擺裝飾成為當時西方女性流行的一大指標，為了達到下半身能夠呈現這種誇張圓膨的半圓球狀，女性開始穿著名為（Crinoline）的裙撐架，此名詞源於法文「Crin」，是指「馬鬃」的意思。在1840到50年代中，此種以馬鬃與棉線交織而成的硬襯架支撐的女裙是當時時尚女性為之瘋狂的流行式樣，即使它會造成行動的不便，但是愛美是女性的天性，是中外古今不變的真理。

光復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機製輔幣的需求較小，到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後，才有壹角、伍角機製輔幣的發行。其中主要的圖案是「孫中山先生肖像」、「台灣島」、「梅花」、「蘭花」及「蔣中正先生肖像」等。材質則為紅銅、黃銅、銀、鋁、鎳等。

家鄉(台北市)的經濟活動與產業

跨領域數位課程宣傳片

歌仔戲為台灣民間目前最興盛的傳統戲曲，廖瓊枝女士更有歌仔戲界台灣第一苦旦之美譽，自12歲參加子弟班學戲迄今，廖老師投入歌仔戲藝術已有六十餘載，期間榮獲「民族藝師薪傳獎」、「國家文藝獎」及「行政院文化獎」等獎項肯定，現更全心投入歌仔戲教學推廣。除了個人的藝術成就，廖老師更在意傳統歌仔戲的觀眾市場沒落與薪傳的斷層，為了貢獻自己的力量，廖老師在1999年成立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藉此平台整合社會各界關注歌仔戲的意見與資源，並著力保存歌仔戲史料文獻及重要劇本，廖老師儼然成為台灣歌仔戲最重要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