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夏季節，正是蘭嶼達悟族原住民捕捉「阿里捧捧」的季節，也是達悟族人最忙碌的時候。所謂「阿里捧捧」，是原住民達悟族語「飛魚」的意思。飛魚，是一種體型呈流線狀的魚，在每年的春夏季節間，隨著潮流，大量湧向蘭嶼近海。入夜後，「阿里捧捧」的呼叫聲，隨著海風，此起彼落。達悟族原住民划舟操槳出海捕捉，樂不可支！在達悟族人的神話中，曾經提到這麼一個關於飛魚種類以及食用方式的故事。話說很久很久以前，在達悟族人開始與海洋親近之初時，在某一次的偶然機緣下，一群沿著海邊尋找食物的族人，在無意間發現了長了翅膀的飛魚，於是，大夥兒便共同圍捕這些飛魚。從未見過飛魚的達悟族人，便將這些飛魚與其他的魚、蝦、貝類等食材共同煮食，結果，卻有部分族人在食用過飛魚後，開始染上怪病。更奇怪的是，連飛魚群也開始有魚群染上怪病。於是，飛魚群中的頭目－黑翅飛魚，便透過托夢的方式要達悟族長老前往海邊，並告訴他怪病是如何發生、以及要如何預防怪病的發生。同時，還透過不同種類飛魚的現身，來讓他知道飛魚的種類、捕撈季節、禁忌、捕捉儀式以及不同的捕捉及食用方法。自古以來，達悟族原住民即將飛魚視為是上天所賜予的美食，因此，在捕捉時，充滿了神秘的禁忌，在達悟族人傳統的習俗中，每年在捕捉飛魚之前，必須要舉行「飛魚祈禱祭」：(一)飛魚招魚祭： 在每年二?三月舉行，意在召請飛魚，祈求漁獲豐碩。依照以前的慣例，大都在舊曆年前後，由紅頭村首先舉行招魚儀式。當天清晨，族裡的男子由長老帶領至海邊，以手指沾雞血塗在海邊的卵石，向海面呼喊「飛魚回來哦!」各船的船主則戴上銀盔、金片;面向海面祈求今年的飛魚飛回到船上來。之後，船主拾了五個卵石回到船主屋前的曬魚架，放在曬魚桿及四個支架下面，並搖晃著，象徵魚架上因掛滿了飛魚而搖晃，有祈求豐收的意義。(二)飛魚收藏祭：在六?七月舉行，表示飛魚汛期已結束，曬乾儲存以備冬季時食用。 結束捕飛魚的當天，村民將今年捕獲的大魚尾巴(通常是鮪魚)穿串吊掛在海邊，表示飛魚季節已經結束，從那天起，不再捕抓飛魚，改抓其他的食用魚。(三)飛魚終食祭：在每年的中秋節以後，停止食用飛魚。並將未食的飛魚丟棄。

排灣族有嚴格的階級制度，分為貴、賤兩大階級，即貴族地主與平民佃農，身分世襲。階級制度為世代所承襲，排灣族是個兩性平等的社會，採長嗣繼承。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家裡的第一個小孩，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繼承家族的財產、權利，因此許多部落出現了女性的頭目掌理部落的決策事宜。其餘的兄弟姊妹則於結婚後搬出本家，另立家屋、家名。在北部的排灣族還有介於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士」的階級。平民是勞動階層，是社會的主體。平民在貴族的領地耕種、狩獵，要繳納各種租稅給貴族，如山林稅、狩獵稅、土地稅、水源稅等。平時要服從貴族的命令並接受貴族的差遣。貴族在政治、經濟上擁有相當的特權。部落中的土地及其附屬物、耕地、獵場、河流都是貴族所有。貴族是勞心階層，同時也是部落中的管理階層；不論公私，有權命令、調派平民。平時對平民要善盡扶助之責。遇有糾紛要協助仲裁。此外，也只有貴族才能享有裝飾的權利。因為貴族生活悠閒富裕，才能把時間花在裝飾上。貴族盡其所能美化其住屋、衣飾及器物。紋身是貴族的特權。青銅刀、琉璃珠、古陶壺也是貴族才能持有的重要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貴族的衣飾、家屋、日常用品及雕刻藝術上享有平民不能擁有的百步蛇紋。貴族家屋出入口的木雕柱、屋內主柱、屋簷下的桁板及室內的壁板，器具如木箱、木枕、木臼、連杯、針板、佩刀、盾牌及占卜箱等，都是百步蛇圖樣經常出現的地方。貴族被認為是百步蛇的後裔。百步蛇紋是貴族專屬的紋飾，藉以強調統治階級的權威、榮耀與力量。因此，只要從器物衣飾上的紋飾就能清楚地判別身分的不同。百步蛇紋除鞏固貴族神聖的地位外，更具有強化排灣族階級社會結構的功效。貴族階級講究門當戶對，以同階級間的聯姻為理想的婚姻形式，因此頭目階級常與鄰近村落的頭目結為親家。頭目是地主階級，擁有土地、河流與獵場。藉著婚姻關係可以擴展自我的領地。階級低的族人也希望能與比自己階級高的人結婚，藉以提升自己的階級，因而在婚生子女中會有階級升降的有趣現象。

(一)獨一無二的年終大掃除「荷美雅雅」舉行的日期確定之後，就要準備過年了!祭典之前，必須先上山獵取小米婆婆愛吃的松鼠，然後整理祭屋、釀酒、椿米做糯米糕。家族成員還要合資購買一隻豬，做為祭典與招待親友之用。據說小米婆婆愛乾淨，討厭刺鼻的腥味，整個祭典期間，鄒族人不可以吃魚、蔥、蒜之類的食物。家中裝食物的容器得用樁草洗過：清理乾淨之後，家長在以象徵清潔的樁草拂過家中各個角落，來一次相當特別的『年終大掃除』!(二)迎新送舊過新年祭典第一天天一亮，族中長老就背著祭物，手持箭竹杖，前往種植祭典用小米的『聖栗田』，迎接明年負責看顧家族的小米婆婆。長老在田中挑選兩束接實最飽滿的小米穗，小心翼翼地割下，一束放在田邊預先搭好的小竹架下，一束放在背簍中，帶回氏族祭屋，放進聖栗倉中。之後，族人就可以收割小米了。祭典第二天，收割完成，長老在到聖栗田中進行儀式，並將原先放在田邊的那束小米穗帶回氏族祭屋，整個迎新送舊的儀式才完成。所有過程，必須保持安靜，連打噴嚏也不可以呢! (三)一大早就團圓鄒族人的新年，吃的不是年夜飯，而是團圓『早』飯。一大早，全體族人到氏族屋集合，一個個輪流在祭品前，以手指沾點小米酒，按在豬肉上，向小米婆婆報到。之後，眾人圍坐在如豬肝等豐盛青菜的桌前，等待主祭做祈福潔淨儀式。只見主祭以豬耳朵尖劃過每位族人頭頂上空，口中還發出『嘖、嘖!』的聲音。這個儀式除了讓小米婆婆認得每位族人，保佑來年平安，也可以讓平時分散各地的家族成員認識彼此，聯絡感情。儀式完畢之後，就可以開動吃年早飯啦!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康熙以後，中外之間的貿易逐漸形成一定的進行方式，其中中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他們是一批取得官方批准經營權的商人，就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批由官方所指定的「官商」，各個行商又以所組織的「洋行」來經營對外的貿易活動。然而清廷又規定「洋行」不可各自與外商進行交易，而必須由「洋行」所聯合組成的「公行」來進行實際的對外貿易。因此，「公行」就有了二種角色地位。一方面是一個有獨佔性的商業工會組織，外國進口與中國出口的一切貨物，都由其負責收購承銷，也就是壟斷了一切對外貿易活動。二方面是一個替清廷執行職權的組織，外商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外交活動都必須透過此組織辦理，無法與清廷進行直接的交涉。所以這一套具有壟斷獨佔性質的「行商體制」造成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現象，埋下了中外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的種子。

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傳統中國對外貿易，往往是政治意義考量遠重於經濟利益，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主要是來自於民間的力量，官方並未加以重視。明清以後，由於沿海一帶屢受海寇之患，因此為了維護國內治安與民眾生活的穩定，而實行海禁政策。在此政策下，民間的海外貿易幾乎停頓，只剩下官方所主導控制的「朝貢貿易」。所謂的「朝貢貿易」，實際上就是四周藩屬鄰邦對於中國天朝的進貢，鄰邦必須接受中國的冊封，才能藉著朝貢的名義與中國進行有限制的貿易活動。如果不肯接受中國的冊封，就不能進行貿易，足見政治考量遠大於經濟利益。而為了展現天朝上國的富足，中國官方不僅賞賜給外人的禮品相當豐厚，而且對於外人貿易活動也不進行徵稅，因此造成了「貿易逆差」的現象。因此明清時代的朝貢貿易體系實際上對於中國不僅沒有經濟利益可言，反而造成貿易逆差的不利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