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新教的改革思想也傳播到羅馬教會所在的義大利半島，已有人察覺羅馬教廷的道德敗壞與各種弊端，不少當地的教士也承認教會改革的需要與急迫性，甚至有教士公開宣揚新教的改革主張。1534年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被選為教宗，致力於宗教和道德的改革，整頓神職人員，並且實行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與宗教裁判。1545年，opd 首度在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召開會議，以解決宗教改革以來的紛爭，之後的教宗朱利三世（Julius Ⅲ）、庇護四世（Pius Ⅳ）仍持續召集新舊教徒在特稜特召開大會。直至1563年，教會終於確定︰教士獨身、宣佈重罰納妾之神職人員、七聖禮之不可廢……等主張，改革以增進教士的道德與紀律為主要目標。 在特稜特會議期間，羅馬教會內部有不少進行改革的修會，他們絕大多數都擁有無比的愛心與行動力，同時能忍受惡劣的環境與嚴格的規律，以實際的行動來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者是西班牙的羅耀拉。羅耀拉原本是個軍人，在因傷休養的期間，深受基督及聖母的感召，決定奉獻一切給上帝。1522年，他在聖母面前發誓永守慈悲與貧窮的信條，就過著苦行的修士生活，三十三歲那年，更決心以教育磨練他的心志，認真研究哲學及神學，此時，他已經有了跟隨者。西元1537年，他和他的跟隨者希望能將自己奉獻給教皇，羅耀拉稱呼他的小團體為「耶穌的武士」，終生為反對不相信及離異份子而戰。1540年，教宗認可了這個團體，承認耶穌會是羅馬公教的正式修會之一，可以設立修院、招收修士、從事傳教等工作。1547-1552年間，羅耀拉制定了耶穌會的規律，欲加入的人必須經歷兩年的學習，而且要求對上帝絕對服從，經過嚴格的精神鍛鍊與從事低賤的工作，以確定這些學員都是能幹且進取的人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開始學習數學、古典文學、哲學及神學等，以培養成為一般的修士，或是有機會可以出任高級的神職。嚴謹的訓練過程，能確保培養出一群學識淵博而且充滿宗教熱忱的傳教士。羅耀拉以嚴厲的權威指導他的小團體在世界各地的行動，他本人也過著嚴苛的生活，一把果核、一片麵包及一杯水就能維持生命。歐洲只是耶穌會活動的一小部份，他們還派遣教士到前往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傳教，他們忍受每一個苦難，視之為上帝的禮物，他們忠於職守，照顧弱者，同時又有良好的教養與風度，因此為羅馬公教爭取了不少信徒，例如︰明末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豐富的學識贏得了不少當時中國士大夫的讚賞，進而接受羅馬公教的洗禮，開啟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羅耀拉去世前，至少已有一百所耶穌會學院，學院以古典文學為基，並以拉丁文教授，同時強調人格教育。祈禱、默思、懺悔、聖餐、彌撒及神學之外，每日再三地教誨，施以嚴格的訓練，加強對宗教的熱忱。因此，雖然耶穌會的組織並不大，但耶穌會的聲望及影響力漸增，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最輝煌的成果。

與神社參拜政策互為一體兩面的，就是「寺廟整理運動」，日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1938年台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會議，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有關寺廟整理的原則為：一、寺廟以全廢為原則，但過度時期可一街庄保持一寺廟；二、舊有慣習中的祭祀活動的改善以及寺廟管理的行為須盡量合理化；三、祭祀的神明應改為純正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佛；四、寺廟的建築物必須漸次改為佈教所或寺院型態；五、被廢止的寺廟及神明會等宗教團體，其財產另外組織教化財。日人實施寺廟整理運動的原因，事實上與其因應戰爭爆發的政策有關：一來是為了排除皇民化運動的障礙，為了徹底根植臺灣人敬神尊皇的思想、神社參拜、大麻奉齋、日本式的生活普及等觀念，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不可分割的寺廟，就變成皇民化最大的妨礙。二來台灣傳統的信仰可以說是「支那的信仰」，把中國的思想從台灣掃除是必要的，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中國的色彩變成疾病一般，在台灣被窮追猛打。寺廟的撤廢、神佛像的燒毀等等，是掃除從中國來的迷信很重要的象徵。其三，地方官廳對於寺廟或神明會龐大的財產都相當在意，若是寺廟整理之後，這些財力對神社的建造、國語講習所或集會所的建設，甚至可以轉為其他社會教化事業的利用，寺廟整理當然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剛開始整理寺廟時，台灣傳統寺廟的各種神像，凡是泥塑者均被摧毀，木雕的除了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都被燒毀，寺廟則是被拆除，各種祭祀器具都被毀棄，如果能夠獲得保留的寺廟，還得將寺廟的屋脊兩個角拆除，讓寺廟變成日本式的建築物。廢除寺廟的行動實施後，引發民眾的不安，在台灣的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以強迫的手段整理台灣的傳統寺廟，1939年日本國會議員即質詢過這個問題。只是台灣總督府的目標是藉著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在日人看來，寺廟與迷信的整頓，不可諱言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只是這個措施雖然有助於陋習的改良，卻往往引起更多的民怨。很多寺廟為了自保，紛紛加奉佛教的神祇如觀世音菩薩、釋迦摩尼等，以免被拆除。1936年起，地方也發起改變台灣傳統廳堂配置與祭祖習俗的運動，台南州東石郡鹿草庄的後堀、麻豆店兩個村落，舉辦了「牌位燒毀儀式」，總共有1224座牌位堆積在焚燒場中，由僧侶舉行盛大莊嚴的焚化儀式，從此之後各地紛紛起而效尤，不僅祖宗牌位，連神佛像與掛軸都難逃燒毀的命運。

醫學博士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醫師，於1865年5月28日正式受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所派，在臺灣南部的打狗(現今高雄)登陸。和他同來的尚有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與威利(Rev.Alexander Wylie)兩位牧師，以及吳水文、陳子路、黃嘉智三位漢人信徒為助手。他們來到臺南府城西門外的看西街租屋，並於1865年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後來因為臺灣人以為馬醫生以病人的心肝配藥施醫，或奉耶穌的名念咒挖出死人的眼球等等，遭百姓包圍住所，並以石頭攻擊，官府亦下令他們離開府城，於是被迫到打狗的旗後(旗津)，繼續佈道行醫，成效不錯，並有高長等最初的信徒四人。 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的木柵、拔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地區傳教而大受歡迎，並設立教會。1867年在埤頭(鳳山)成功的設教。1867年12月13日首任駐臺牧師李庥(Rev. Hugh Ritchie)偕夫人抵達打狗，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1868年馬雅各醫師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臺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71年12月10日甘為霖博士(Rev. Dr. William Campbell)來台，來臺傳教47年之久，是澎湖和嘉義教區的開拓者。南臺灣長老教會傳入會被當地人的認同到接受大部分還是因病而得信，因此，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因素。偕叡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他的傳教過程： (1)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 (2)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3)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 (4)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 (5)1872年9月26日收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人為弟子，並且率領他們經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及雞籠(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 (6)1873年2月9日為嚴清華、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五人洗禮，是北部長老教會的第一批信徒。 (7)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領事館，和五股坑的張聰明(漢人)結婚。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同治9年)，牽連許多國家，傷害規模空前，引起各國嚴重的關切，幾乎釀成戰爭。受害者有天主教堂教士修女多人，及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法國與俄國商人。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天津市民懷疑天主堂，認為他們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乃包圍天主堂。豐大業前往交涉，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大肆咆哮，鳴槍示威，隨後又槍傷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遂被氣憤的民眾毆斃。民眾更憤而焚毀天主教仁慈堂，死傷達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處理。根據曾國藩的調查，天主教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是由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非拐騙而來，且當時天津城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被教堂掩埋的嬰屍，也都有心有眼，教士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應是謠傳。曾國藩力辯對洋人的不實謠言，並查緝兇犯，嚴禁滋事，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於是朝野內外皆認為其偏護洋人。朝廷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將曾國藩調為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辦調查。最後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四十六萬兩，並派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流放府縣官員，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數十人，天津教案才告了結。天津教案最後雖能和平落幕，但總理衙門意識到教案頻傳及其後果嚴重，乃擬定了「教務章程」八條，希望能對傳教士有所約束，以調和民教之間的衝突。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教案仍然頻傳不止，甚且愈演愈烈，最後爆發義和團全面性的非理性反教運動。

伊斯蘭（Islam）本意有「順從、服從、降服、歸順、純淨、和平」的意思。就宗教意義而言，「伊斯蘭」一詞是指歸順唯一真神阿拉的旨意，服從阿拉的戒律，也就是說個人唯有透過對阿拉旨意的歸順和對阿拉戒律的服從，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並永久享有純潔。為穆斯林（Muslim），該詞意思是「順從者」、「皈依者」，即順服真主或皈依真主意志的人。伊斯蘭教，廣義而言是一種宗教文化，由核心向外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核心是「除真主外，再無神靈；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基本信條；第二層是宗教的思想體系，包括觀念、意識、教義…等；第三層則為呼應第二層思想體系的外在具體展現，形成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例如儀式、教規教律、教派組織…等；最後一層是宗教實物，比如宗教典籍、建築、藝術品..等。而狹義的說，它就是穆罕默德所創立的一神信仰宗教。伊斯蘭教創立之前，阿拉伯半島上有多神崇拜及外來的基督教和猶太教這些信仰，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一神思想後，取代阿拉伯半島上原來複雜的宗教意識。伊斯蘭教教義形成的過程中，它反對猶太教、基督教和多神崇拜，另一方面卻也受到古阿拉伯習俗和猶太教、基督教的影響，保留了原始宗教的某些習慣。

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

延壽大師(西元904－975年)，唐末五代十國時僧人。其佛學思想主張結合禪宗「不立文字、明心見性」與淨土宗「往生西方」的修行方法，並且力主會通諸宗教義。他的主張對中國佛教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民間練拳風氣加上鄉團和秘密宗教的組織。興起於1887年(光緒13年)山東冠縣教案，因教民拆毀玉皇廟改建教堂，發生群眾襲擊教士、教民事件。此後在官方的縱容之下，勢力日大。1897年(光緒23年)，山東民眾攻擊德國教堂，德國趁機進占膠洲灣，築路開礦，山東仇外情緒高漲。1899年(光緒25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義和團神力，可抵禦洋人，故義和團氣焰愈高，到處焚毀教堂、殺教民，致愈演愈烈。經外國公使一再抗議，清廷改派袁世凱前往鎮壓，義和團無法在山東立足，乃向天津、北京進發。1900年義和團在慈禧太后的縱容下，圍攻使館、殺教士，遂有八國聯軍之役，北京淪陷。最後清廷求和，簽訂「辛丑條約」，才告落幕。這一次事變中，義和團民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基督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也使他們反思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教訓，開始注意約束教士、教民，盡可能的尊重中國的風俗禮儀。事後，洋教處境大為改善，一方面清廷態度丕便。由仇外改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宣佈實行新政。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傳統迷信、巫術已無信心，對於教會在中國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也有好感。此外，在庚子新政時期，報刊的宣傳使得中國民眾對基督教有更多的了解，也多少幫助清廷調整對教會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