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情勢分析：1960年代中期，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促使美國國內勞力密集產業藉由跨國企業而出走，台灣剛好設立世界首創之經濟特區，提供政策、勞工之生產優勢，搭配外資本身擁有的銷售市場、銷售管道，激勵台灣的出口型工業。資金來源：以外資為主，例如高雄加工區外資即占了52.58%。 主要出口產業：以紡織、成衣、電子、塑膠、皮革、金屬用品為主。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遷，使政府掌握時機，陸續公布施行「外國投資人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獎勵投資條例」。五Ｏ年代後期，在歷任行政院長與財經內閣的努力下，經過近十年的研究籌備，終於在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三日成立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高雄加工出口區，肩負起「拓展外銷、吸引投資、引進技術、增加就業」四大目標。

四十年來，加工出口區不但是引領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更為台灣經濟發展創下斐然之成績，以全國與加工出口區進出口貿易做比較，即可觀之。 （單位：百萬美元）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除了遍佈全台各地的傳統產業外，高雄加工出口區的創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早期台灣對外的輸出、工業的成長幾乎都是由高雄加工出口區開始的。第一階段：從民國55年一直到75年，工業發展一年的平均成長率都在20％以上。第二階段：從民國75年後，加工出口區進入轉型蛻變期，業務擴大到國外，有一部份勞力密集的產業到國外投資，在國外亦很有成就 。

西元1910~2001年，留學英國物理學碩士，1937 年回國參與國家建設，1950 年獲得尹仲容賞識開始參與台灣財經政策的制定，歷任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等職，國際間尊稱他為『台灣經濟奇蹟的締造者』。卸下財經重擔後輔佐當局發展科技，有『科技之父』的尊稱。李國鼎先生一生在許多方面都具有重大的貢獻。從早期草擬「獎勵投資條例」、推動成立加工出口區，到後來協助策劃科技發展方案、創設科學園區、促進國際合作等，對台灣經濟建設貢獻良多。

洪武十四年時，規定一里一百一十戶，推富戶十戶為里長，其餘百戶分為十甲，每甲十人，每年輪流擔任甲首，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十年一周。里甲正役的內容，包括了「催辦錢糧，勾攝公事」。一方面要管理本里的人丁事產，每逢更造黃冊之時，要匯總本里各戶的「清冊供單」，協助官府徵收賦稅。此外還要到各地官府聽候調遣，地方官府的日常支應費用，乃至上供中央的各種「上供物料」，也由里甲正役來承擔。此外，里甲正役還負責協助地方官府拘捕罪犯，維護地方治安。可見里甲正役的負擔，已相當繁重，而官府的需索，卻日甚一日，以致里長、甲首喪身破家者不時可見。

法國全國三級會議可以溯源自中古時代，1302年腓力四世為了向教會徵稅，召開了法國第一次的全國三級會議。此後，全國三級會議總是在國家為了增稅時才召開。1614年到革命前夕的一百七十五年期間，全國三級會議從沒召開過。1789年，路易十六希望貴族分攤財政開支，貴族則藉機要求召開全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不只要改革財政，也要改造政府。全國三級會議由教士、貴族與平民各選派代表組成，原本是三個階級分別開會和投票，第一、二階級可以聯合否決第三階級的過激主張。但此時的第三階級已不再容忍這種安排，他們主張三個階級共同集會，依人數表決，並另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要求制定憲法。6月20日，第三階級的代表遭到隔離而無法進入會場，他們在米拉波、西耶等人的帶領下，轉往附近貴族在雨天使用的網球場舉行會議，並發表誓詞：不制訂和通過憲法，絕不解散！這是著名的「網球場宣誓」。最後路易十六亦不得不讓步，命令貴族與教士加入國民會議。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