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中國的絲瓷文化和印度洋的香料文化的交會點。在廣州可以嘗到具有阿拉伯風味的椰棗，欣賞來自印度的耶悉茗（茉莉花），使用阿拉伯的乳頭香（樹脂）製作的蠟燭，佩帶印度的真珠，並用沉香、檀香做薰香料，還可塗抹來自阿拉伯的薔薇水和香脂香膏。而來到廣州的外國人，他們可以在這裡品茶、享受中國的烹飪文化，最後，滿載著中國瓷器和綾羅緞匹而歸。

藏北高原位於西藏自治區北部，是指介於崑崙山與岡底斯山之間的廣大高原範圍，藏語稱為「羌塘」，意思是「北方高原」。平均海拔四千五百公尺，遼闊廣大，氣候嚴寒，人煙稀少，南區是藏族夏季放牧區。區內有五百多個大小湖泊，景色秀麗，又盛產魚類，許多珍稀動植物生存其間，而溫泉是當地天然的財富，豐饒的資源有著無限的開發潛力。

在岡底斯山以南，喜瑪拉雅山以北，雅魯藏布江和支流貫穿期間，形成一個東西走向的河谷平原，海拔高度一般不超過四千公尺。氣候溫和、河川豐沛，是西藏農、牧和林業最發達的區域。河谷約有十至二十公里寬，有許多小平原分布，佔全西藏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以拉薩河谷平原最為廣闊，這裡就是西藏首府拉薩所在地。而美麗的雅魯藏布江流到東部切穿喜瑪拉雅山後，流入印度境內，就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了。

廣州當時是全國最大的香料（包括香木和藥物）進口港，也是全國最大的絲織品與瓷器的輸出港。輸出品的大宗─瓷器，因其容易破碎，較適合海運。唐代海運發達，再加上唐代製瓷的技術與品質提升，瓷器遂成為唐代中國的外銷商品。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極度讚揚中國瓷器，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他說：「他們（中國人）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瑩得如同玻璃一樣，儘管是陶碗，但隔著碗可以看到碗裡的水」。這是阿拉伯文獻中關於瓷器的第一次描繪。近年的考古挖掘如東非海岸、埃及開羅附近，西亞地區，以及印尼、泰國等，都有唐代的瓷器遺物，可追尋其貿易蹤跡。

唐代航海知識也十分發達。除了善用季節信風外，唐代宗年間（西元762~779年）浙東竇叔蒙著有一部《海濤志》，對於潮汐的規律有精確的計算。此外，唐人已將風力分為八個等級，比英國蒲福氏風力等級的規定約早一千年。從唐朝在海洋學與氣象學的發展，可以看出其海上交通事業的發達。

唐代對於來華的外船收進口稅。稅率依阿拉伯商人蘇萊曼的記載，為十分之三，比例相當高。這或許與地方官吏貪污有關。但德宗時，廣州市舶稅收很多，號稱「天子之南庫」。因此當唐僖宗時，黃巢占領嶺南要求安南節度使一職，左僕射于琮說，“南海有市舶收稅之利，如被妖賊擁有，則國庫空竭”。顯然市舶的稅收在唐代財政仍占有重要地位。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我政府播遷來台，中共控制大陸。共軍於西元1950年10月進藏，後達賴十四世派代表與中共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共十七條。西元1954年達賴十四世與班禪十世曾參加中共召開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但中共對西藏控制愈烈，終在西元1959年引起藏人大規模武裝抗暴運動，達賴十四世出奔，有八萬五千多人隨行，在印度北部建立達蘭薩拉流亡政府，為西藏人民權益奔波世界迄今，祈求世人支持，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肯定，亦曾抵達自由中國台灣弘法。而中共政權在西藏建立自治區，加強交通、經濟、觀光各方面的發展。西藏未來將如何的發展，期望用和平與智慧，對世界最後的淨土－西藏的美好幸福，各方多加努力。

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Ｏ五年），吐蕃贊普棄隸縮贊（藏名赤德祖贊）為子向唐請婚，景龍元年（西元七Ｏ七年）中宗以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三年吐蕃派大臣來迎，中宗還派駙馬都尉與吐蕃使者打馬毬。後中宗因念公主年幼，賜錦?數萬，雜技諸工隨行，親送公主到始平縣，大宴群臣，中宗還唏噓不已，將始平縣改名金城縣，公主乃入嫁吐蕃。睿宗時，以河源九曲地予吐蕃，劃為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卻使吐蕃更容易入侵唐境，雙方又互攻不已。玄宗時，金城公主曾請唐贈送吐蕃毛詩、禮記、左傳、文選使雙方言和。開元二十九年（西元七四一年）金城公主在吐蕃三十二年去世，葬瓊結縣王陵山崗上，藏名「邦蘇瑪波」，意思是「紅陵」。有一說法言其子即位為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是吐蕃歷史上一代英主。

吳文秀先生，一八七三年出生在大稻埕。隨父親經營茶行期間，就常和父親研究改良茶葉品質，以及茶葉經營，很有心得。創立良德茶行以後，由於優異的語文能力，以及茶業經營經驗，很快的就在同行中展露頭角。一八九七年，年齡才二十五歲，就擔任臺北市茶商公會的會長，領導臺北市的茶商拓展外銷業務。他在台灣茶的貢獻有：一、代表臺灣茶商前往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並藉回製茶的改良方法，在揀選、包裝方面，照著新式樣，改掉舊包裝，使得臺灣茶葉的外銷市場，更加的擴展。 二、解除南洋爪哇地區止臺灣茶進口的禁令，促使日本政府用外交方式和爪哇當局交涉、談判，終於解除困境。臺灣茶葉外銷盛況才能夠維持。

中國取道廣州去印度的求法佛僧，如義淨於咸亨二年（西元六七一年），從廣州出發，乘波斯海舶去天竺取經，回程在南洋滯留十年，遊歷三十幾個國家。往返皆以廣州通海夷道。和他一樣取此路徑求法的僧人，在唐朝可考的有四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