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共產黨驅離神職人員。許多神職人員從中國轉往台灣，繼續從事傳教工作。同時，大批的天主教信徒也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離鄉背井的傷痛，戰後物資的匱乏，使得天主教適時擔負起救助難民的工作。加上當時台灣在外交上與美國親近，獲得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天主教教會並協助美援物資的發放，如麵粉、奶粉等，而被當時人們戲稱為「奶粉教」或「麵粉教」。1960、70年代，天主教獲得迅速的成長。1970年代，天主教徒已有30多萬人，從城市到山巔海邊，遍佈700多所教堂，400多所各級學校和幼稚園，以及將近200家醫院、診所。但此後當台灣的經濟起飛，社會富裕後，民眾對物資救濟的需求減少，天主教的發展即陷入停頓。據2004年的教務統計，台灣天主教的信徒仍維持在3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遠不及佛教、道教數百萬的信徒，也不比基督教各派總和的40多萬人。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關於伊斯蘭婦女的面紗，有兩種對立觀點，有人認為面紗為伊斯蘭婦女受迫害的象徵，面紗使婦女與外在社會隔絕；另外有人說，不允許伊斯蘭婦女戴面紗是卻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是宗教迫害、種族歧視。1970年代後期興起於伊斯蘭世界的「重戴面紗」（Re-veiling）運動，重拾伊斯蘭傳統服裝的女性，代表了穆斯林對自身文化、宗教內涵的重新瞭解，也表達了強烈情感的文化選擇象徵，給予社會正面價值。「面紗」（Hijab）除了是宗教信仰上的表現外，也代表穆斯林社群與信仰上的認同。藉著重戴面紗的運動，扭轉了伊斯蘭婦女對「面紗」的原本看法，並注入更深的宗教信仰認同。穆斯林女性將面紗視為宗教信仰（甚至是民族意識）的象徵，也認同面紗的社會穆斯林女性重新戴上面紗後，與異教信仰者和不同族群有所區別，也代表了對宗教信仰的忠誠。然而重戴面紗之舉，在非伊斯蘭國家仍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教室中是否可以戴面紗，在法國引發長達十年的爭論，而2005年2月，法國通過法令—禁止在公立學校佩帶明顯的宗教飾物，以維護政教分離的政體。而此法令是否會引起其他國家跟進，仍值得觀察。

波斯灣戰爭起因於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國間因領土、油權利益等糾紛，以及伊拉克對油償、租借布比揚島、瓦巴島談判的破裂。於是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揮軍十萬入侵科威特，兵力不足二萬及戰鬥機不到百架的科威特毫無招架之力，8月8日伊拉克完全侵占科威特，此舉引起許多國家關注。1990年，伊拉克總統海珊在會議上指責阿拉伯國家生產石油過量，導致油價低廉，使伊拉克在半年內蒙受約140億美元的損失。海珊更直指科威特違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規定，過量輸出，造成油價下跌。故要求科威特拿出一百億美元作為油償並取消之前伊拉克所欠下的3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不合理的要求使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後一個月，伊拉克派遣副總統薩敦哈馬迪到科威特索錢，科威特表示沒有這麼多現金，伊拉克討債不成，遂轉以武力威脅，並從7月中開始在伊、科兩國邊境頻繁調集重兵。 伊拉克為排除外在勢力干擾，先後試探埃及與美國意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對海珊表示，「對阿拉伯內部的爭執如伊科之間的邊境爭執美國表示中立。這使海珊錯估形勢，誤以為美國允許他用武力解決問題。因為此次侵略行動可能會引起中東區域性的戰爭，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於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1990年11月29日通過678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於1991年1月15日期限前撤出科威特。限期屆滿，伊拉克仍拒絕撤離科威特，聯合國宣佈以武力驅逐伊拉克。1991年1月17日淩晨3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約有30多萬人、1200輛飛架及1000多輛坦克，戰爭首日，多國部隊進行3次大規模空襲，投下約1.8公噸的炸藥，相當於一個半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能量。歷經38天的空襲，到2月24日，多國部隊發動地面攻勢，對伊拉克開始實施毀滅性的「沙漠風暴」戰爭，3天後宣佈停火，歷經100小時地面作戰之後，伊拉克最後無條件投降，戰爭劃下休止符。

醫學博士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醫師，於1865年5月28日正式受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所派，在臺灣南部的打狗(現今高雄)登陸。和他同來的尚有杜嘉德(Rev. Carstairs Douglas)與威利(Rev.Alexander Wylie)兩位牧師，以及吳水文、陳子路、黃嘉智三位漢人信徒為助手。他們來到臺南府城西門外的看西街租屋，並於1865年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後來因為臺灣人以為馬醫生以病人的心肝配藥施醫，或奉耶穌的名念咒挖出死人的眼球等等，遭百姓包圍住所，並以石頭攻擊，官府亦下令他們離開府城，於是被迫到打狗的旗後(旗津)，繼續佈道行醫，成效不錯，並有高長等最初的信徒四人。 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的木柵、拔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地區傳教而大受歡迎，並設立教會。1867年在埤頭(鳳山)成功的設教。1867年12月13日首任駐臺牧師李庥(Rev. Hugh Ritchie)偕夫人抵達打狗，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1868年馬雅各醫師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臺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71年12月10日甘為霖博士(Rev. Dr. William Campbell)來台，來臺傳教47年之久，是澎湖和嘉義教區的開拓者。南臺灣長老教會傳入會被當地人的認同到接受大部分還是因病而得信，因此，醫療傳道是長老教會得以傳入臺灣的關鍵因素。偕叡理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他的傳教過程： (1)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 (2)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3)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 (4)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 (5)1872年9月26日收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人為弟子，並且率領他們經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及雞籠(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 (6)1873年2月9日為嚴清華、吳寬裕、王長水、林杯、林孽等五人洗禮，是北部長老教會的第一批信徒。 (7)1878年5月27日馬偕牧師在淡水英領事館，和五股坑的張聰明(漢人)結婚。

與馬丁路德幾乎同時期的改革，還有在瑞士的茲文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他在蘇黎世首先發難。在他死後，由喀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接手，主張宗教、道德應合而為一，崇尚簡樸、勤勞、自律的生活。

早期農業社會，土地的收成是人們最大的經濟來源，土地公保佑農作物豐收，農民順利賺錢而致富，隨著環境的變遷，土地公從掌管土地之神兼職轉化成「財神」，民眾除了祭拜土地公祈求發財，有些土地公廟也可以讓人們向土地公「借金生財」，土地公廟從祭祀的場所，轉換成類似銀行的性質，信徒跟土地公借錢做生意，討個好彩頭，一年後再來還錢。人們相信土地公的錢，能帶來好運，保祐大家賺大錢。這種特殊的「借金生財」習俗把土地公的慈悲、有求必應發展的淋漓盡致！土地公是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與人民生計的關係最為密切，凡事都會為請求土地公幫忙。土地公的神格並不高，類似於村里長兼管區警察，幾乎每一村里皆有專屬的土地公廟，甚至有些市街，也有設立土地公廟，所以有「庄頭庄尾土地公」的諺語。土地公是地方守護神，人們都希望土地公能發揮神力，庇護地方平靜，保佑人們平安順利，闔家順利平安。人死後的墳墓建造與維護，均有賴土地公的首肯，因此墳墓旁均會設立土地公神位祭拜。早期只有以石碑刻上「后土」為土地神，現在比較講究者則會雕刻土地公神像的造型。在掃墓時，也會先祭拜土地公，再祭拜亡者，表示對土地公的尊重與感謝。

梁武帝是南朝梁的開國皇帝，早年勤政愛民，晚年則虔誠信佛，甚至數次入寺出家，並精心研究佛教理論。信佛之後，他不近女色、不吃葷，並要求全國老百姓仿效。虔誠信佛使梁武帝無法專心朝政，國勢也因此日漸衰弱。

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中東得天獨厚，具有世界60％豐富的石油蘊藏量，該地石油大多集中在波斯灣沿岸。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後，凸顯出石油乃是現代生活及經濟活動的命脈，牽動世界經濟。石油也導致中東地區石油生產國和非石油生產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成為中東內部潛在危機。石油不僅關乎經濟，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歐洲及日本，其油源約有20％~60％由中東供應。石油短缺，造成供需失衡，原油價格飆漲，重創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民生問題。因此促使各國更重視開始尋找新的替代能源，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受制於中東地區。因此，如何確保波斯灣原油供應價格的穩定及維護這個地區水域的暢通關係著西方重要的利益。

隨著天主教各教會進入中國，各教會或教會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分歧。其中最引起爭論的，就是中國的祭祖與祭孔活動，究竟是屬於宗教性質，抑或只是中國的禮俗。假使祭祖祭孔的活動是屬於宗教性質，那就違背基督教不崇拜偶像的教義。1628年(崇禎元年)，耶穌會為了解決歧見，便在中國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不把中國的祭祖祭孔活動，當作是偶像崇拜。較晚到中國傳教的方濟會與道明會，對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成功既羨慕又嫉妒，加上不贊成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因此將對中國的禮儀之爭再度點燃，也使得羅馬教皇對此問題逐漸重視。耶穌會士擔心爭論的結果會影響在中國的傳教，也派員回羅馬為在中國的傳教方式辯護與解釋。最後羅馬教皇於1704年頒佈禁令，嚴禁入教的基督教徒行中國禮儀。教皇頒佈禁令後，派遣使團到中國面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此禁令極為憤怒，下令只有經過朝廷批准的教士才可在華傳教。多數的教士意識到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因此1719年(康熙58年)教宗再度派人來華交涉，希望中國能允許傳教士繼續在華傳教。不過這次的交涉並未成功，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反而惹惱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決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