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臺人長期以來的教育需求，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交相指責。總督府繼而標榜『內地延長主義』，藉以提升臺人教育及文化水準。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即是認定臺灣為日本國土的延長，採取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制度及教育方式。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人子弟也可以進入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1941年總督府學務部再度修正「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與小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惟考慮臺灣現況，故課程內容仍異於日本國內。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另設高等學校一所，專門招收中學畢業生，但中等以上的教育仍感不足。可貴的是，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在臺高等教育設施才成為可能。綜觀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採漸進原則，由教育力量逐步強化統治基礎。同化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現代化取向，企圖改變臺灣社會。但是，教育制度的設計，長期存在著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臺人始終未能與日本人享受同等權利，這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基本特徵。

日人領有臺灣之後，礙於缺乏治理殖民地經驗，加以準備不足等多重因素，臺灣總督府本著漸進主義原則；一方面尊重舊慣，施政上採配合現實需求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因此，1895年到1919年臺灣教育令公布以前，總督府並未確立明確且行諸文字的教育基本政策。總督府僅以教育，作為同化及開化臺人的手段，日治初期乃是臺灣教育的試驗時期。伊澤修二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一任學務部長，臺灣的教育制度，均依其理念進行，可說是近代化臺灣教育的奠基者。伊澤修二相信『同化』是改造臺灣人最佳的方式，塑造新國民精神。強調語言及修身教育的重要，企圖在精神上屈服臺人，將日本人的思想，傳授給臺灣人，這是普通教育的首要任務。1919年，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教育令後，教育上有了重大轉變。教育制度除了明文規範之外，更確立今後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其基本方向。但是，隔離政策依舊，臺、日人仍無法共學。臺人的教育機會受到嚴重限制，修業年限及教授程度，低於日本國內的同級學校。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佈後，臺人仍舊無法享有平等的受教權。總督府認為臺人的教育，應以初等教育為主，重點工作放在設立公學校教育學齡兒童。至於中等以上的教育，學校設置嚴重不足，競爭激烈，無法達到徹底教育臺灣人的目的，能夠升學的學童為數有限。受教機會遠不如二十萬在臺日人。總督府特別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工業及商業學校，醫學校及師範學校兼收日籍學生，充分解決日籍學生的教育問題。

歌仔戲要進入內臺戲院演出，必須要有些改變，佈景、音樂、以及劇目上也有所創新。搭配劇情增設如金鑾殿、公堂、廳堂、監獄、茅舍等寫實佈景，劇本也從短篇改為長篇連續劇，以及增加武戲劇目。曲調以原本七字調、哭調為主，又加上許多根據「哭調」曲調結構，所創作出的「三盆水仙」、「日月嘆」、「留書調」、「望月詞」等哀傷曲調，此外，民間音樂家的加入，在原有曲調上做不同旋律的變化，或是編製新曲，都使歌仔戲演出時的曲調更加多樣。演出劇目已不限於歷史劇或傳奇故事，而是增加許多社會新聞以及民間傳說，多是取材自本地的故事。如西元一九三二年，臺南發生殉情命案，貧女與少爺因相愛無法結合，而投河自盡的悲劇，有些歌仔戲老師傅便將這件新聞編成戲，演出時還因此造成轟動。大部分的歌仔戲團在全臺灣的戲院巡演，停留時間不過十天或半個月。不過，戲院「新舞台」曾經自營劇團「新舞社」，「新舞社」的前身是鴻福京班，在1931年時，萬華「鴻福京班」因財力所限無法繼續經營，該班所有服飾、道具都被台北「新舞台」買下。「新舞台」經營者有鑒於戲院經營必須跟著觀眾口味而變，所以將「鴻福京班」改為「新舞社歌劇團」，改演歌仔戲以及社會劇，且重金禮聘當時著名藝人，有游阿笑、施金水、小寶蓮、陳樹根、嚴松坤、謝蘭芳等，還有專演京劇的芮鳳寶、芮桂芬、芮德寶等，陣容堅強。 此外，更延聘擅長編劇與導演的人才，改編劇本劇情，使演出內容豐富。為能加強視覺效果，「新舞社」特別延攬佈景師張大發、黃龍雄，製作精采絕倫的佈景。如演出「李士民遊地府」這齣戲時，閻羅殿的佈景以及第十殿轉輪臺的製作都相當逼真，轉輪臺有公侯將相、士農工商、鰥寡孤獨、卵生、胎生、濕生六道，每道門有一洞口，轉輪王判某鬼魂墮為某道時，獄卒便將鬼魂押到道口前，等待「總投胎」的口令下達，那些鬼魂一個一個躍進洞內，機關發動上端六支煙囪就有各色人物、飛禽走獸、魚蝦蟲蟻的色彩光影升起，十分生動精巧。當時「新舞社」在一齣戲的前四十分鐘會加演京劇，但是這些京劇演員，是因為本身劇團不敵歌仔戲的盛勢，才會來到「新舞社」，由此可知，歌仔戲的勢力已經逐漸凌駕京劇，成為影響臺灣居民娛樂的新選擇。

「明華園劇團」從《父子情深》打響知名度後，大型演出推出的劇碼有《濟公活佛》、《界牌關傳說》、《劉全進瓜》、《紅塵菩提》、《逐鹿天下》、《李靖斬龍》、《燕雲十六州》、《八仙傳奇》、《蓬萊大仙》等戲。內容細膩描繪出人性，以及感情糾結，很能打動人心。《濟公活佛》是明華園代表作之一，創作構思來自《白蛇傳》，法海和尚因為「降妖伏魔」而拆散許先與白娘娘，讓他覺得有點牽強，所以在《濟公活佛》中便創造一個濟公角色，讓為愛捨去道行的千年狐狸能夠與凡間葛小姐有圓滿結局。一般對項羽以及劉邦的詮釋，都強調項羽的悲劇性，但是在《逐鹿天下》一劇，項羽成為風流倜儻的小生，而劉邦是有度量且大智若愚的丑角，明華園演出時給予這些歷史人物不同的定位。傳統《界牌關》故事中，羅通是個負心漢，欺騙屠盧公主的感情，使公主含恨而死，他自己也應驗誓言，死在九十九歲番將手中，但是明華園演出的《界牌關傳說》，便將羅通塑造成有情有義的男子，知道屠盧公主為他而死後，還抗拒皇命不願出兵攻打北遼，最後羅通奮勇滅敵，自願死在番將手裡，與屠盧公主在天堂相會。「明華園」演出很在意觀眾的接受度，所以表現手法一再更新，為劇情而設計的，有快速換景、吊鋼絲、空中飛人….等；表演方式講求生活化，所以口白也常會出現一些現代用語，如颱風、闖紅燈之類，貼近觀眾生活。劇情很緊湊，早期演出的戲劇唱腔較少，現在的新戲有較多唱腔是不同的突破。明華園本團常在臺北國家戲劇院演出，其他團大都在中南部演出，所以常常可見到演出時龐大的人員，足見家族劇團的力量。

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對於留學教育並不加干涉或限制，但臺灣內部教育機會不均等，中高等教育及教學資源缺乏，加上時代潮流的刺激，造成日治時期留學教育漸成蓬勃發展之勢，尤以留日為最。在日本國內升學遠比臺灣地區升學還要方便，較易取得更高的學歷，讓不少有心向學的學子趨之若鶩，競相留學日本。在臺日人子弟受教權的問題，一直是總督府施行教育政策的關鍵。為了改善高等教育的不足，解決升學問題，銜接日本國內課程。總督府於1922年增設臺北高等學校，先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1925年，增設高等科，分文、理兩科，修業年限三年。統計1928年至1945年的畢業生，共計日籍生2035人，臺籍生591人，兩者之間相差懸殊。日本領台之後，李春生深知日本屬於文明國家，為了讓家族子弟接受近代化學校教育，特意挑選族中子弟，遣送至日本國內就學。其他士紳家庭競相仿效，不約而同地將子弟送往日本受教。留學風氣就此開啟。臺籍學生選擇就讀的科系，以習醫者為數最多，佔百分之六十；習法政者居次，佔百分之十五；文科等所佔比例較小。部分留學歸國畢業生的出路甚廣，不是自行開業，就是被各公私立機關所網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有專精的留學生，投入1920年代以降臺灣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有些知識份子也創辦報紙，倡導新文藝等活動，扮演各種運動的先驅者或核心角色。

宜蘭吳沙國中及宜蘭高商以及大專院校也都設立歌仔戲社團，如「台大歌仔戲社」、「高雄師範大學歌仔戲研究社」、「政治大學歌仔戲社」等。校園社團會聘請資深藝人擔任指導老師，並以期末公演方式，展示學習成果。社團展演或許未達職業水準，但是青年學子投入學習歌仔戲的行列，也讓歌仔戲有另一片可以發展的空間。在本土文化日漸重視的今天，歌仔戲的表演藝術足以代表臺灣的傳統文化，或許有些人對歌仔戲的印象仍停留在吵鬧的階段，那麼若是看見路邊有歌仔戲團演出，請駐足停留觀看一會，或許會發現伴隨著高分貝麥克風演出的歌仔戲現場，流露出的濃濃臺灣鄉土味以及人情味呢！假如有機會進入國家戲劇院觀賞歌仔戲，更會發現歌仔戲很大的改變。也許我們無法成為職業歌仔戲演員，參與演出，但是我們可以成為歌仔戲觀眾，給予傳統戲曲支持與鼓勵。

『領導階層』（Elite）就是俗稱的菁英。這裡泛稱的社會領導階層，主要是地方菁英。這些人在清代係指擁有科舉支撐的士紳，以及其他的富商、地主和儒士。日治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佔有一席地位或表現傑出者。一群接受菁英教育的畢業生，以及學成歸國的留學生返回工作崗位，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水準。總督府認為人才可用，遂委以職務，或遴選其出任保甲長，甚至成為各民間團體的領袖，藉以協助總督府施政。隨著耆老的凋零，接受學校教育的知識分子，逐漸取代舊科舉教育的士紳階層。新社會領導階層之中，部分仍具有家世，但是沒有任何背景，憑藉一己之力取得高等學歷者，仍可進入社會核心，擁有一定的聲望及地位。社會領導階層扮演的角色甚多，活動更是多元。參與管道有：一、進入殖民官僚體系，成為臺人官吏。二、社會領導階層，參加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三、社會領導階層發起政治運動，要求地方自治。四、組成團體，參加反殖民體制運動，反對日人統治。

「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歌仔戲科」前身為「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歌仔戲科」，成立於1994年，在1997年與「國立國光戲劇學校」合併升格為專科學校。歌仔戲科曾經聘請的師資有，廖瓊枝、陳美雲、唐美雲、王金櫻、許秀年、呂雪鳳等歌仔戲界的資深藝人擔任；在樂器文武場方面，則聘請有柯銘峰、劉文亮等老師。課程內容教授，國中部課程有：戲曲教唱、身段練習、基本功夫、識譜聽音、歌仔戲語文、容裝臉譜、排練演出；高中部課程有：發聲訓練、臺灣戲劇史、歌仔戲語文、戲曲觀摩討論、劇藝分科、劇藝舞蹈、角色分析、舞台管理、藝術導論等。國中階段課程為歌仔戲的基礎，高中階段不僅內容加深，且加入劇場觀念，分析角色及劇場分工。對於戲曲的唱腔、身段、韻白、劇本，學生們都必須涉獵。歌仔戲科學生每年都會舉行畢業公演，且為推廣歌仔戲，更深入到社區學校、廟會、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等地演出，且遠赴美國、日本公演，進行文化交流。所以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的歌仔戲科，讓歌仔戲透過學校體系能夠繼續傳承。歌仔戲仍受部份民眾喜愛，如臺北社區大學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學員結業時公演《陳三五娘》、《山伯英臺》成果豐碩；某些歌仔戲班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招收有興趣學戲的學員，由劇團的演員直接擔任老師指導學員。

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

西元一九五○年代，官方單位成立「臺灣歌仔戲改進會」，要以創作型劇本與施行導演制度「改良」歌仔戲。西元一九五二年又成立「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執行辦理每年度地方戲劇比賽，擬定准演或禁演的歌仔戲劇目，除整理舊有劇本，也徵求反共抗俄與富有教育意義的新編劇本。這些新編劇本，經過協進會審核後，便分送給各劇團演出，只是這些主題富含教化觀點的劇本，不論內容、身段、行頭道具，大都是以京劇為模擬對象，各劇團能採用的部分有限。所以歌仔戲劇團只有參加官方舉辦的「地方戲劇比賽」時，才會演出協會提供的劇本，平時在民間演出若照「標準劇本」，一般觀眾無法接受。因此官方所施行的規定，對於民間劇團的效果不大。在日治時期雖有歌仔戲劇團進入內臺劇院演出，但劇團數量不多，劇團仍以野臺演出為主；不過，戰後這情形有很大改變，許多歌仔戲劇團紛紛進入商業劇場演出內臺戲，演出野臺戲的劇團數量反而較少。劇團在戲院演出的檔期為十天一個檔期，所以固定以十天為一個段落，結束後劇團馬上趕往下一個劇場，戲班主與戲院老闆採取三七分帳。不過，有些受到觀眾歡迎的劇團，可能會在一地連演十天以上。此時期的內臺歌仔戲是延續日治時期的演出方式，包括夜戲演出前加演一段京戲、使用機關佈景、軟式佈幕，以及各種千奇百怪的噱頭吸引觀眾。在演出內容上，多演出「胡撇仔戲」，意即演員穿著日本和服、手拿武士刀，或是佩帶左輪手槍等，非古裝戲服的裝扮演出，而且戲劇內容走「奇情武俠愛情倫理」路線，有別於傳統上教忠教孝的歷史故事。音樂改為大量使用西洋音樂，曲調除改唱流行歌曲，如【青春嶺】、【滿山春色】等以外，由於閩南「都馬劇團」來臺，「都馬調」的日益盛行，也豐富歌仔戲的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