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母系社會，舉凡家裡的大小事情均由女主人作決定。部落性的政治活動或捕魚、建築才是男子的工作。女子的強勢作風與男子的溫順性格在阿美族的家庭裡比比皆是。阿美族的男子也樂見家裡有一位女強人。阿美族的社會多採群居。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著名的母系社會，女人在族裡的地位崇高，享有財產家屋的繼承權，在婚姻的關係中，也由女方採取主動追求的角色，一般在豐年祭上，透過歌舞，由女方向意中人傳達情意。阿美族婚姻採用招贅制度，女子不但在社會組織中舉足輕重，也有自己的守護神－月亮，阿美族女子祭拜月亮，祈求受孕，所生的子女都跟著母親氏族，因此形成早期阿美族社會「重女輕男」的觀念。除了子女從母姓外，財產以及特殊的祭祀權也都是母女相承的，但近年來，隨著工商社會的變遷，這項傳統也逐漸的瓦解。早期，阿美族的男子入贅於女方家，在婚姻上有服役婚的觀念，也就是要為女方義務工作幾個月或一、二年。在阿美人的想法裡，入贅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男子可以藉此機會改善女方家的生活。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今日，相信會獲得釵h女子的青睞。然而今日阿美人的社會也日漸受到漢人的影響，入贅婚比較少見。家裡的經濟權也漸漸轉移到男子身上，母系社會的特質已漸漸淡化。阿美族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嚴密的年齡階級組織。男子在十三、四歲時，必須進入集會所接受成為一個男人的訓練。以二至五歲為一個階級，同一階級的男孩一起學習、生活，並住宿於集會所。在集會所裡，同一個階級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獎勵或處罰也是以一個階級為單位。無形中更緊扣了同年齡階級的每一個男子，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直到離開人世為止。因此，縱然會所制度已經消失，但每年的豐年祭活動，依然遵守傳統年齡階級的規範在運作，使傳統的生活、歌舞的訓練得以延續。也因為有這麼嚴密又親近的年齡階級組織，讓阿美族人在都市裡仍然保有集體工作的習性，甚至在台北縣的汐止成立了一個以阿美人為主的「三光社區」，大家彼此互相照顧、扶持，這全是拜年齡階級之賜。

泰雅族分佈於北部中央山脈兩側，東至花蓮太魯閣，西至東勢，北到烏來，南迄南投縣仁愛鄉，是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族群人口分佈以花蓮秀林鄉最多，總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居住地域境內的高山相當多，例如插天山、棲蘭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都是。新店溪、大甲溪、秀姑蘭溪等河川也有泰雅族的分佈，他們主要在河岸階地與台地建築聚落，以山田燒墾和和狩獵採集為生。古時候的泰雅族婦女習慣在耳朵上穿洞後，塞進細長的容器，容器中裝的便是種子，當他們在開闢土地時，便沿途灑下這些種子，等到種子發芽長成樹木的時候便是通往新土地的標記，這樣一個小小的巧思中也可以看見泰雅族的智慧。大體而言，泰雅族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特質，有人可能同時屬於部落組織和祭祀團體。在不同部落的差異性頗大，有的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有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無法一概而論。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出草也由英勇的族人擔任領袖。但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決策。在泰雅族社會中原來是沒有「頭目」的，每當族人需要一致行動時，大家才共商推派一位有能力的人為代表，這個代表者的地位並非恆久也非世襲。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治理之便，才產生「頭目」。目前，泰雅族分為二個族群，以南投縣北港溪與花蓮縣極北和平溪相連之一線為分界線，以北為泰雅亞族的居住區，以南為賽德克亞族的居住區，兩者之間的親族組織、生活習慣、生命禮俗、歲時祭儀與天生體質幾近相似，而使用的方言相同者約47％，語言結構方面仍大同小異。

(一)日月潭逐鹿邵族人說他們的祖先原來住在阿里山，也有另外一說，說是原來住在台南府城附近。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一隊獵人在山中打獵時，發現了一隻肥碩的大白鹿，大夥兒於是驅趕著獵狗，一路翻山越嶺地追大白鹿，邵族祖先在追逐白鹿進入深山後，沿路在樹林上以獵刀削下一片樹皮做為路標記號，追了好幾天正當大家精疲力盡時，看到眼前竟然展現出一片湖光水色，邵族人追逐的那頭白鹿走投無路，衝入了湖泊之中，一路奔逃的熱蹄被冰冷的湖水一凍，更是僵硬難動了。邵族祖先獵得了白鹿之後，白鹿紅色的血和內臟吸引來多得數不清的魚類爭食，隨行的長者族人把撈得的魚類謹慎地先試食一番，不但沒有中毒，而且發現湖中的魚群美味可口到極點，其後才允許成年的族人食用。大家真是高興極了，湖泊區不但景色優美怡人，而且湖中有那麼多取之不盡的魚類，這真是上天賜給族人安居的好處所，於是趕緊循著削下樹皮的記號回到原社去帶來族人，從此邵族就在日月潭定居下來，日月潭變成了他們的故鄉。(二) 祖靈籃(公媽籃)的由來邵族人剛來日月潭定居的時候，頭人的妻子懷孕生子，生下的是一黑一白的孿生兄弟，這在當時是件大大不祥的事情，於是頭人把黑嬰丟到潭中淹死。第二天夜裏頭人夢見被丟棄到潭中的黑嬰來託夢說：「今我已死，此後全族每戶人家都必須以一籃置放祖先的衣飾，作為祖靈的居處而供奉之，不得有誤，否則將有大禍。」次日，頭人將此事告知族人，大家都非常驚恐，於是每家都準備一只籃子，內置祖先衣服和飾物，作為祖靈的象徵，此後族人遇有重大事情，都以祖靈籃做為祭告求佑的對象，而族人也因此享有平安、健康且衣食無缺的生活。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領事裁判權：即僑居在中國的外人不受中國法律的管制與法院審判，如果外人犯罪或成為被告時，均由該國官吏按照該國法律判決，中國官方不能過問。原先外國在中國並無法庭，故由駐華領事負責裁判，所以也稱為「治外法權」。片面最惠國待遇：一國在通商、航海、稅收及法律等方面，給予另一國優惠、特權或豁免等待遇，稱為「最惠國條款」。這種待遇一般都是兩國相互給予，但是中國與外國訂定的條約，只片面規定該國單方面享有最惠國待遇，中國並無對等權利。而且凡是中國讓與任何一國的權利，只要是訂有最惠國待遇條款的國家，均得援例享有。協定關稅：即外國貨物進口稅率與進口後運銷各地的稅率，均須與外國政府協商後訂之，中國不能自行提高關稅。這對中國經濟傷害甚大，由於沒有關稅保護，中國的工商業缺乏能力與歐美競爭，使中國淪落為列強的原料供應地與產品傾銷的市場。租界：各國取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劃定作為「居住或經商」的特定區域，在租界之內，外人可以築路建屋，之後更發展出獨立的政府與法律，不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此舉無異是「國中之國」，嚴重傷害中國領土的主權。駐兵權和限制中國駐防條款：依照辛丑合約的規定，外國軍隊可以在北京使館區及北京天津山海關一帶分別駐防。又租界以內，亦多有外國軍隊駐屯，例如上海租界。此外，還限制中國軍隊不得在自己國家境內若干地點駐防，例如從北京到海道一帶。內河航行權和口岸設廠製造權：一國之內河，本應只准本國船隻行駛，但不平等條約的關係，使西方列強可以任意在中國內河自由航行停泊。馬關條約以後，西方列強又得以在中國境內口岸設廠製造，而中國又無管轄權，損害了中國工商業的利權。鐵路經營和礦山開採權：根據條約或合同關係，外國得以有在中國境內經營鐵路甚至開採礦山的權利。用人限制：中國海關郵政和鐵路高級人員，因條約或合同關係，必須聘用外人擔任。不僅影響中國利權，更使外人得以間接控制影響中國的海關郵政等相關事業。

雖然甲午戰爭的慘敗宣告了自強運動的失敗，但是它絕非毫無所獲。這段時期陸續在軍事、經濟、交通、教育等事業上創辦了不少措施，諸如國防設備的建設、外交、技術人才的培養、西書的介紹翻譯等，都為中國近代化奠定下一步發展的基礎。如果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因為此次巨大的衝擊也加速了中國人觀念的轉變，體會到光是器物改革是不足以面對西方的挑戰，還必須進一步更深入到制度的變革。因此，自強運動的失敗不應該將其視為是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它只是沒有達成其原本所設定的目標，卻為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奠定往前繼續邁進的基礎。這場因戰爭而起，也因戰爭而宣告失敗的近代第一次改革的自強運動，過往討論焦點，總是想找出失敗的原因，或解釋它為何失敗，甚至常拿同時在進行的日本明治維新相互比較，試圖解答為什麼日本成功而中國卻失敗了。假如自強運動的預定目標，訂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的上，那麼甲午戰爭的失利，的確證明自強運動失敗了。但如果自強運動的目標，重新設定為維持國家的繼續生存上，自強運動可說是有貢獻的。1860年代，清朝所面對的是外有英法聯軍、內有太平天國的存亡關頭，而清朝順利渡過了此一危機，就這一點來看，它並非一無所成。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