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一、戊戌政變後守舊派推翻所有的新政，僅留下徒具空殼的京師大學堂。維新派勢力受挫，政治氣氛轉趨保守，加深了清廷與民間知識份子的鴻溝。二、戊戌政變時，康有為、梁啟超在外人幫助下脫逃海外，外人甚至進一步關切光緒遭到軟禁的問題，使慈禧太后等守舊派遷怒洋人，在庚子拳亂中處理失當造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簽訂辛丑合約被迫賠款。三、經過維新派的宣傳鼓吹，各地學會、報紙、學校紛紛成立、民智為之大開，中央的新政雖然失敗，但是講求新學、期待改革的熱潮，並沒有消失，這些知識份子，仍舊在改革或革命的救國道路上，繼續奮鬥前進。

在後三頭時代的內戰中，屋大維最後以雄厚的武力獲得了最終勝利，儘管個人的權力已達高峰。但在改組元老院的時候，凱撒被刺的歷史教訓，讓屋大維體認到君主獨裁的困境，因此在他集權的過程中，屋大維格外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他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即「元首」或「首席元老」之意)，以元首、執政官的名義執掌全國行政，元老院實際受元首控制。因此在歷史上稱屋大維所成立的政府為「The Principae」（元首制）其實是一個獨裁的政治體制。最主要原因是因「第一公民」所擁有的權力包括：（一）「大將軍」之軍權：擁有全國軍隊的指揮權。（二）「首席保民官」之權：使其個人神化、擁有否決權、赦免權等。（三）擁有締結條約和頒佈刺令之權。因此屋大維被稱為羅馬「皇帝」（源於imperator，意即勝利的將軍），羅馬共和時代從此結束，進入帝國時代。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漢代時期施行察舉與詔舉之制時，士人應詔，特為禮遇，考士均由公家備車赴京，是以日後稱赴京應試之舉人為公車。1895年，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了馬關條約的苛刻內容後，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考生，上書光緒皇帝，其主張重點為要求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這次考生聯合請願運動事件即為「公車上書」。雖然此行動的三大主張沒有實現，但這次聯合請願運動影響頗大，不僅使康梁師徒兩人聲名大噪，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它也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宣傳的發展，成為清末政治請願運動的起點，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

共和時代晚期羅馬國內因爭奪政權和建立軍事獨裁進行內戰，雖然在西元前60年龐培、克蘇拉及凱撒結成所謂的「前三頭聯盟」，但隨後又進入內戰，龐培於西元前48年在法勒沙【Pharsalus】 戰敗而逃往埃及，不久即遭暗殺。此後龐培的繼承人雖仍繼續與凱撒爭鬥，直至西元前45年凱撒的權力已達顛峰。接下來的凱撒著手進行很多頗有成效的改革，奠定往後帝國建立的基礎，但在西元前44年凱撒遭到暗殺身亡，羅馬再度陷入混亂世界。西元前43年與凱撒有密切關係的三人：密友安東尼、騎兵長官雷必達及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形成後三頭時代，經過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及內戰，屋大維取得最後的勝利。勝利後的屋大維鑑於先前凱撒遭暗殺的前車之鑑，屋大維在集權過程中相當小心，表面上尊重共和，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目的在避免「國王」或「獨裁」等令羅馬人厭惡的頭銜。西元前27年屋大維接受元老院所授予的「奧古斯都」【Augustus】（具有神聖、偉大之意）的尊號，集政治、司法、宗教及軍事最高首長等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已成為羅馬皇帝。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後，順利在中國進行通商、傳教。滿清政府不僅無法有效抵抗，甚至屈服順從。由於通商、傳教等問題在中國各地引起相當多的衝突與民怨，形成一股排外風潮，進而激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因為滿清政府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國家領土、不能庇護國家人民，因而想要把它推翻，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謂舊體制，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倫理關係和價值觀念。這種舊體制下的一切與當時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又無法與之競爭。中國傳統式的農業經濟無法抗拒西方現代式的工商經濟，中國的專制政治也無法抵抗西方的立憲政治，中國的天朝觀念也無法抗拒西方的條約外交、強權外交。僅是將舊體制進行改革，無法應付嚴峻的時代環境。清人以少數民族入關以後，自始自終都一直在防制漢人，透過官制、八旗軍制、禁止通婚等手段以確保滿人本身的統治權。清代中葉以後，無論是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其中都包含著漢人與滿人的種族衝突對立情緒在內。清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而鴉片戰爭以後，屢次戰敗的對外賠款，使國家經濟財政每況愈下，再加上西方工商業的入侵，對外貿易的入超，都使中國的財政經濟的負擔日益嚴重惡化，整個國家陷入國困民貧的狀態。清廷在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後，舊士紳階級失去獲取官員地位的機會，而學習西方知識的新知識份子或留學生也不依靠科舉制度。在舊士紳階級、新知識份子二者都失去出路後，清廷政權也失去根本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