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是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該處一直充滿宗教、種族、領土和政治等紛爭。中東地區乃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更是各國兵戎相見的原因。中東包括伊朗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庫德族等，是個多種族的社會，而阿拉伯國家間又有很複雜的政治歧視，領土間的爭執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以、阿間的衝突，更為了中東動亂的根源。

「醫療傳道」是宣教活動中的重要部分。福音的傳入，多半是藉著醫療行為而進行的。雖然一般中國人對傳教士所開的西醫院仍存有相當多的誤解，如認為西洋醫師對屍體解剖、用酒精保存畸形人體發育的標本、或是幫人開刀等，是不軌的行為。但不少貧窮人家只能求助於傳教士醫師。因此，教會仍利用在華的醫療事業來進行傳教活動。起初教會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規模都很小，數量也不多，通常是附設在教堂裡的。1900以後，傳教士對醫療事業更加注重，對原有的醫院擴大規模，並在各地新設醫院及診所。教會醫療事業的經費來源，有一半來自醫院的收入，另一半是靠捐款。早期開設的教會醫院，一般是不收費，目的是要博得好感，大部分全靠捐款維持，例如伯駕醫生(Peter Parker) 在1835年創辦的「博濟醫院」，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現代化的醫院。伯駕傳教的方法，是在病人手術之前把基督教的小冊子送給病患，向他傳教，手術完之後，又繼續傳教。但後來教會醫院都有收費，只對少數貧病者施醫給藥，條件是必須信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醫療事業雖然是以傳教為目標，但也把西方的醫術、西藥、醫院制度及醫學教育傳入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布希致電英國、法國、德國等他國領袖，促請各國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本土遭到恐怖份子攻擊後，布希說美國將領導全世界戰勝恐怖主義，在美國與全世界能免於遭受恐怖主義威脅之前，「美國絕不手軟」。美國不僅要將911事件主謀賓˙拉登繩之以法，並誓言終結支持恐怖主義的組織與國家，欲將恐怖主義連根拔除。911事件後，全球力言共同反恐，但各地恐怖攻擊仍層出不窮，從中東等地及亞洲各地都有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如2002年峇里島爆炸事件、各地美國領事館受到自殺式襲擊等，面對恐怖攻擊仍無法全面防堵，因此如何防恐儼然已成為全球的共同隱憂。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為了農業灌溉，埃及人很早就有水利灌溉的設施，在尼羅河上修建水利設施。定期的氾濫帶來的固定獲利，也造成了埃及社會發展的複雜化。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因工商發達，也連帶地刺激了宗教大事─中元祭典的擴大。基隆工商業的發達，與煤礦的開採和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有關。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臺初期人口僅為7000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改正的實施，伴隨著港市發展人口遂逐年增加，1905年人口增加一倍為14000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的增長人口也跟著激增。當時商業活動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外貨批發商，多為日人所經營；一為貨品零售商，多由臺人經營，產業則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日治時期商業團體之所以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當時基隆地區參加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贊普外，市區各商號也會盛情參與，不僅會在陣頭、鏽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還有廣告宣傳，跟各種噱頭，主辦單位有時為求祭典豐富有趣，甚至會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如《臺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都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更勝以往，從報導中也可以看到參家陣頭的商家，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利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之廣告想出奇致勝。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臺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遶境，沿途灑一千張麥酒引換卷(啤酒兌換卷)，每張可兌換麥酒(啤酒)一瓶，除了助興之外，還可以宣傳自家的產品。在當時，日人對於臺灣人對民間賽會之極度鋪張奢靡，往往不以為然，在許多場合都宣導迎神賽會的節約或儉樸，且因中元普渡有礙衛生，消耗鉅費，常有廢止中元普渡，或是力勸各主普及柱首節省爐費的言論，只是對於臺人來說似乎效果不大。甚至1921年由臺灣知識份子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因標榜「謀臺灣文化向上」，而對臺灣傳統宗教活動和迎神賽會大加批評，認為那是迷信的產物，認為因神明祭典而大加鋪張，是奢侈浪費的行為，且拜拜時供奉的祭品，因烈日高度曝曬而衛生堪慮，但都無法影響臺灣人對迎神賽會、祭典普渡的愛好。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遶境進香活動的序幕是從元宵節揭開，在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晚上「擲筊」確定進香出發日期和時辰。大甲媽祖進香的過程中，以「起駕」、「坐殿」、「祝壽」、「割火」、「插香」、「回鑾遶境」、「添火」構成進香活動七部曲。花八天七夜以徒步方式行經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四個縣，十五個鄉鎮，六十多座廟宇，全程約二百七十九公里。 第八天媽祖回駕大甲鎮瀾宮，是遶境活動最後的高潮，進香團們進入了大甲市區，會在各街道遊行，當天大甲居民也會準宴請親朋好友，所以媽祖回駕是大甲鎮最熱鬧的一天。大甲媽祖的進香活動，除了徒步外，各種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如自行車、三輪車、貨車、轎車、遊覽車等。尤其是自行車隊，要求謹嚴，隊員一律穿制服、手戴白手套，是「進香示範隊」。每天在媽祖神轎停留的廟宇前組成隔離牆，方便大轎班行禮入宮停駕，可說是媽祖的「鐵衛」。遶境進香隊伍有「天上聖母」神轎班、轎前吹、三十六執士、哨角隊、神童團、太子團、彌勒團、福德團、繡旗隊、頭燈、頭旗等陣頭，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徒自行組成，隨同「天上聖母」遶境進香。隊伍中造型最特別的就是進香團的急先鋒—報馬仔，他頭戴斗笠，身穿羊毛襖，左腳穿草鞋，腿上還貼著臭皮膏藥，捲起褲管赤腳走路，左手拿著長長的涼傘、掛著豬腳和韭菜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沿途敲鑼通知居民準備香案迎接媽祖，負責察看前方路境是否安全，隨時回報路況。報馬仔的滑稽裝扮在熱鬧的遶境隊伍中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省莆田縣湄洲林永興，自湄洲祖廟奉請天上聖母神像來台，在大甲定居，當時很多人們虔誠信奉湄洲媽祖，紛紛前來參拜，聖蹟靈驗。地方人士見香火鼎盛，徵得林氏同意，於雍正十年興建小祠奉祀。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改建為「天后宮」。乾隆五十二年(1787)，地方人士發起獻地重建，並且正式定名為「鎮瀾宮」。清朝時期鎮瀾宮有湄洲進香的活動，大約每二十年就會號召信徒一起到湄洲進香。當時是從大安港搭船直接駛往湄洲，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日治期間，大安港廢港，總督府嚴禁台海兩岸往來，湄洲進香的活動也就停頓了下來。後來，因北港朝天宮供奉聖父母(媽祖的父母) ，鎮瀾宮改往北港進香。民國七十七年，鎮瀾宮董監事會決定，改往嘉義新港奉天宮，取消了最具神秘的刈火香擔，純粹遶境與進香而已，活動名稱由「北港進香」改為「遶境進香」。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