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

西元1962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正式開啟我國電視時代。而開始製播電視歌仔戲是在西元1964年，當時王明山先生在臺視製播歌仔戲《朱洪武》，由「金鳳凰劇團」主演。由於當時收音機是較為普及的娛樂設備，電視尚未普及，所以沒有受到注意。當電視歌仔戲慢慢受到民眾歡迎後，臺視才開放時段讓劇團演出電視歌仔戲，當時楊麗花在「聯通廣播歌劇團」的安排下演出《雷峰塔》等劇，從此走紅於電視歌仔戲界，也將電視歌仔戲發展推向高峰。西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中視招募「中視劇團」、「正聲寶島歌劇團」、「金風歌劇團」、「拱樂社歌劇團」四個劇團，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歌仔戲。西元1971年，華視開播，亦播出歌仔戲節目。就在三臺電視在三團鼎力的情況下，黃俊雄布袋戲也在電視大放光彩，「雲州大儒俠」風靡多少人為之廢寢忘食。為鞏固電視歌仔戲的收視率，由臺視節目部何貽謀策劃，整併三臺電視臺的歌仔戲人才，於西元1972年成立「臺視聯合歌劇團」，以楊麗花為團長。結果演出大受歡迎，使電視歌仔戲又邁向另一高峰，但是這情況只維持五年，這期間因為演員忙於事業，無法專心演出，加上政府限制閩南語節目，所以「臺視聯合歌劇團」在西元1977年解散。西元1979年，電視臺又開始恢復歌仔戲節目，臺視推出以楊麗花帶領的歌仔戲節目，推出《蓮花鐵三郎》、《青山綠水情》等好戲，當時臺視編劇狄珊為使劇情緊湊，對於曲調【哭調】加以刪除，且將劇情改為以愛情為主，兼及武俠內容。葉青在西元1982年於華視成立「神仙歌劇團」，推出《瀟湘夜雨》、《灞橋煙柳》等膾炙人口的歌仔戲，當狄珊轉為華視編劇時，便嘗試加入電子特效，內容雖以民間傳說或神話為主，但加入多種上天遁地的法術，讓電視歌仔戲興起一陣「神話特技」的風潮。不過，之後又漸漸改走「復古創新」路線。中視因為一直缺乏適當演員，所以僅在開播前兩年演出歌仔戲，有十餘年時間未曾播出歌仔戲節目，在臺視、華視兩面夾攻的情勢下，中視力圖振作，曾邀請「明華園歌劇團」與其他民間歌仔戲製作歌仔戲，但是「明華園歌劇團」無心在螢光幕上發展，所以中視又陷入沒有歌仔戲演出的情況，西元1988年，劉鍾元所領導的「河洛有限公司」，曾為中視製作歌仔戲節目，吸引不少觀眾，但是「河洛有限公司」欲轉往劇場發展，所以中視便邀請黃香蓮演出歌仔戲，推出《羅通掃北》、《寶貝王爺貴千金》等電視歌仔戲。近年來，媒體開放娛樂多元，電視歌仔戲節目不如以往受到歡迎，閩南語連續劇也加入攻佔市場，加上電視歌仔戲演員都各自有其他發展，所以很少製作歌仔戲節目。

臺灣的臺語廣播開始於西元一九四二年，而歌仔戲走入廣播界則是在西元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間。由於當時收音機普遍，且臺語片、古裝電影興起，歌仔戲逐漸推出內臺戲院，所以進入歌仔戲轉而進入廣播電台錄製歌仔戲節目。當時播出歌仔戲的電臺有民本、中廣、警察、中華、正聲等，而民生電台的「金龍歌劇團」、民本電台的「九龍歌劇團」、正聲電台的「天馬歌劇團」受到觀眾喜愛，尤其是正聲「天馬歌劇團」，將廣播歌仔戲推向高峰，名小生楊麗花便是出自此電台。廣播歌仔戲所唱的劇目與內外臺差不多，有《陳三五娘》、《呂蒙正》、《望鄉之夜》等戲，演員都沒有劇本可唸，由戲先生說完劇情內容後，演員自行發揮。廣播歌仔戲靠的是演員優美的嗓音，因此可磨練演員的唱腔。廣播歌仔戲的氣勢長紅，原有歌仔戲曲調已經不敷使用，所以增加許多新的曲調，新曲調有來自閩南語流行歌曲，如【人道】、【運河悲喜曲】、【五月花】等；還有來自國語流行歌曲，如【相思苦】、【茶山姑娘】等；以及來自歌仔戲樂師的創作，如【送君別】、【人蛇姻緣】等，這些歌仔戲曲調不僅使廣播歌仔戲播出內容豐富，也增添歌仔戲的新活力。 但是這波廣播歌仔戲的熱潮在電視歌仔戲出現後，便逐漸減退，慢慢走向下坡。

1977年，政府推動十二項建設，其中包含文化建設，計劃輔導地方文化中心轉型。訓練專業人員，評鑑地方文化中心，發展地方文化特色。依據地方產業、人文、歷史、傳統等特性，找尋各縣市獨特的文化重點，藉此吸引民眾前來觀光，繁榮地方經濟。中央推動的重大建設有遷建中央圖書館，改成國家圖書館。籌建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隨著政治上逐漸解禁，部份戒嚴時期之下難以發表的鄉土文學創作，得以出土，與世人見面。解嚴以後的鄉土文學創作，關懷及對象隨著增廣，主題不僅限於下層百姓的貧苦與生活。更展示臺灣人的生命力及生活環境，舉凡：社會、語言、風俗、文化、歷史等都是鄉土文學寫作的動力及來源。鄉土文化，以及古蹟資產受到人為的破壞日甚。有鑑於此，政府倡導臺灣文物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如：古蹟鑑定及修復，舉辦資產維護研討會，出版文化資產叢書，宣導愛惜資產，設置傳統藝術中心，民俗技藝園區，山地文化園區，更重視舊有技藝的傳承等。搶救臺灣碩果僅存的建築，傳習特有的文化，並且傳之後世。隨著教育改革的開展，國民教育的教材朝多元化邁進，教學內容有顯著增加及翻新。內容強調臺灣人為本位，建構臺灣的主體性。透過鄉土教材的編撰及閱讀，教導臺灣學生認識臺灣，學習各族的母語，明瞭臺灣的歷史，觀察臺灣的地理。由鄉土教材中進而發揮愛鄉、愛人等精神。

總督府考慮臺灣的現況及環境，故教育成立的目的具有特殊性及實用性。臺灣地處熱帶，是南方學術研究最便利之位置，加以臺灣鄰近華南、南洋，成為日本帝國南進政策的跳板及前哨基地。在臺設立高等學府，能利用自然及人文得天獨厚的條件，展示文明先進國家的實力，也是總督府刻不容緩的責任與業績。臺灣總督府考量到多數臺人期望在臺就能接受高等教育，毋須再前往各地遊學。再者，權衡東亞等各地區均有大學之設立，唯獨臺灣沒有，實在是一缺憾。當時現有的教育體制，已無法滿足臺人對高深知識的需求，惟有在臺創設大學，提供臺人子弟一條升學管道，繼續教育菁英，塑造更多的佼佼者，造就更多的頂尖人才。1928年，總督府公布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創設臺北帝國大學。該校初設文政及理農兩學部，下轄各科系；之後陸續增加醫學部、工學部及商學部等系所。總督府當人聘任的師資，皆是日本國內的一流之選，如小田俊郎、村上直次郎等，可見總督府對臺北帝國大學之重視。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術研究，配合總督府的南進政策，研究「南支」及南洋方面，包含熱帶醫學，熱帶農業，南洋語言學等，先後設立十一個研究所，更設立多個特殊的學術研究機構。該校師生結構教授比學生多，全力發展研究，添購圖書，儀器等。1945年當戰爭結束時，該校已成為頗具規模的綜合型大學。

對於來臺的日本人子弟，臺灣總督府考慮周全，依據日本國內的小學校令及中學校令，專為日籍的學齡兒童設置小學校、中學校等，施以與日本國內相同之教育內容，更著重於數理的學習，俾便其回國接受高等教育，照顧無微不至。在臺日人的教育品質，並未因為身在臺灣而受到影響。1898年，日人將國語傳習所改制為六年制『公學校』，鼓勵臺灣人子弟進入公學校就學。公學校學習的課目有別於日人小學校的課程，主要著重於『國語』的教學。當臺日人共學制尚未實施前，絕大多數臺灣人子弟只能上公學校。原住民教育有別於漢人教育，設置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主要招收學齡兒童，1914年頒佈『蕃人公學校規則』，明訂修業年限只有四年，較一般公學校更短，課程和教材也迥異於一般公學校。蕃童教育所主要教育失學及幼齡的兒童，教育原住民日語及新知，改善衛生習慣及思想文化。教育機關借旅遊來增廣原住民的見聞，進而服從日人的統治。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推動『皇民化教育』，毅然廢除公學校漢文科；1943年，實施義務教育。初等教育設施為臺灣總督府貫徹同化政策的主要機關。透過義務教育的規範，強迫兒童識字，提升就學率，灌輸皇國民精神，造就出具有日本意識的臺灣人。

有清一代，科舉取士仍是最主要取材方式。有志於仕途者無不熟讀經書，以科考成功為職志。私塾教育乃成為清代教育的代表。清代臺灣的教育機關，有下列數種：（一）儒學。儒學係地方政府官辦之學校。（二）書院。書院訂有學堂規程，由地方官管理。（三）義學。義學也稱義塾，專為家貧而無法就學者設立。（四）社學。興辦社學，教育偏遠地方的學童。（五）民學。民學為私塾，通稱書房。書房也可稱為學堂或書館，純粹由私人興學，目的使學童獲得讀書識字的能力；同時為將來的科舉取士預作準備。隨著臺灣割讓給日本，科舉制度在臺灣宣告終止。日人鑑於傳統書房頗具歷史，由來已久，故因勢利導，尊重舊慣，並未將書房一舉剷除，鼓勵書房轉型，制訂規則，管理書房。1898年，據日人調查，全臺書房計1707所。總督府頒訂『書房義塾規程』，將書房納入教育體制下有效管理。規定書房應加設日語、算術，試圖使書房成為公學校教育的輔助機關。然而，多數的書房，仍固守舊態，不願積極改革，故最初數年臺人子弟進入書房學習的人數仍遠高於公學校。1919年以前，公學校擴充甚慢，入學率偏低，書房扮演協助學校教育的角色。1904年以後，公學校學生數開始超越書房，成為主要的初等教育設施。1919年起，臺灣總督府致力於增設公學校，傳統書房的價值大幅降低。加上總督府限制書房的成立及經營方向等，造成書房教育日漸式微。1943年，臺灣總督府實施義務教育，正式廢止書房。

學校的起源究竟是在歷史的哪一個時段發生的？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人類社會已有幾百萬年的歷史，從原始社會起，人類就會對下一代進行教育，以便把生產知識和技能以及社會規範傳給下一代。但在漫長的原始社會，由於有關生產力的知識、技能、社會規範等都很簡單，所以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設立專門的學校，當然也沒有專門的教師。那時的教育是在兒童與成年人的共同生活和勞動中，通過口耳相傳來進行的，是十分直接而簡單的教育。等到社會有了分工，生產知識趨於複雜，加上有了文字以後，學校的機構便產生了。如果用最廣義的社會教育概念來追溯教育機構的起源，學者根據考古材料推斷，在菲德利島上的原始居民中，未成年的男孩達到一定的年齡（通常為七至九歲），就會與成年人分開居住，並聚集生活在一起，居住在名為「青年之家」的機構中；他們會一同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直到具備長大成人的能力。這是一種學校起源的說法。現在仍存於東南亞的帛琉群島的男子會館（Abai），其功能與「青年之家」相似，男子會館除了是政治議論所外，也是教導年輕帛琉男子木工、打獵、捕魚的教室，這算是一種較非正式的教育方式與場所。

1980年代起，為了加強臺灣的文化活動，創設文化專管機構，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年7月，修訂『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培植專業文化人員，文化資產的整理及維護，學術、藝術、文化創作的獎助及出版，提高音樂及美術水準，地方藝文基礎建設，社區整體營造等。因應國內學術文化之發展，日益重視文字工作者的生存權。除了進一步放寬出版法的限制之外，更公布著作權法，保障智慧財產權。未經原創者同意，進而授權使用，是同違反著作權法，屬於侵權行為。出版法的廢除，對文化人而言，更是一大福音。出版法經總統廢止後，等同言論自由，再也不用擔心因出版文字不妥，犯下政治忌諱，視同思想犯治罪，對文化事業，無疑是一大貢獻。政治運動的民主訴求，包含反對戒嚴時期的出版管制，主張言論自由，呼籲修改出版法。1950年代，黨外雜誌正式刊行，藉由文字宣傳，為文學創作賦予新的生命，如：自由中國、公論報等。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後，孕育多位關懷臺灣，重視本土文學及人權文學的作家。1987年，正式解嚴，對文化人而言，意義甚大。一系列政治民主化運動中，說明了人民有爭取著作權及創作自由的主張。二二八事件之後，宣傳委員會遭到裁撤，代之而起改組為臺灣省政府新聞室，繼而擴大為臺灣省新聞處。1949年，行政院新聞局隨著中央政府遷移至臺灣，繼續新聞業務發布事宜。總理國內宣傳、國際宣傳、資料編譯、視聽資料、聯絡、出版事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業務。精省之後，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改隸新聞局，專司地方新聞業務之責。

日治時期以前，臺灣的傳統戲曲多是隨著移民而來，或是應民間廟宇、社團邀請，來到臺灣演出，進而在臺灣民間流行。由於當時移民大多是來自泉州（包括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漳州（包括龍溪、平和、詔安、南靖、雲霄、東山、海澄、漳浦、長泰），而潮惠及其他地區較少，所以清代臺灣流行的戲劇，便是以泉州、漳州、潮州地區的戲劇為多。泉州、漳州、潮州這些地區流行的戲劇有泉州梨園戲、潮州戲、亂彈戲、九甲戲、四平戲、白字戲、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以及民間歌舞小戲如竹馬、車鼓，所以傳入台灣後，造成一股流行，成為當時台灣民眾的休閒娛樂，而這些戲劇也是信仰上的重要儀式。上述戲劇當時雖然頗為盛行，但是當臺灣土生土長的戲劇－歌仔戲進入舞台後，便逐漸與上述戲劇形成分庭抗禮之姿。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有一群愛好演唱歌仔調的子弟，主要以男性為主，他們白天從事其他工作，空閒時間聚在一起唱戲。若是遇有村子寺廟舉行酬神慶典儀式，子弟們便義不容辭為此共襄盛舉，當時是站在板凳搭成的舞台即可演戲。只是劇目不多，常見為『山伯英台』、『陳三五娘』、『什細記』、『呂蒙正』這四大齣戲。戲齣中主要角色已有小生、小旦、丑角三種基本角色。當時的表演內容是以唱腔及肢體動作呈現，唱詞是四句為一個段落，形成『四句聯』，例如『五娘底刺繡在大仔廳，聽起外口叫磨鏡，我叫益春出去看，若是師父請來磨』，唸起來順口且有韻味。除歌謠、念白外，還會加上土俗小戲的身段，讓演出增添釵h趣味。在裝扮上，只有旦角必須綁頭巾、插珠花，其餘角色都是穿著日常衣服。常使用的曲調以『七字調』、『大調』、『雜唸』為主，其他還有『背思調』、『送歌調』、『留傘調』、『撐渡調』、『狀元調』，曲調並不多，以『七字調』使用最普遍。後場使用的樂器也十分簡單，主要有殼仔絃、大廣絃、月琴、笛子等。由於這些子弟們大多不認識字，所以並沒有劇本，戲先生由子弟班中擅長表演的演員擔任，負責教授子弟們唱腔及身段，以及排演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