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母系社會，舉凡家裡的大小事情均由女主人作決定。部落性的政治活動或捕魚、建築才是男子的工作。女子的強勢作風與男子的溫順性格在阿美族的家庭裡比比皆是。阿美族的男子也樂見家裡有一位女強人。阿美族的社會多採群居。傳統的阿美族社會，是著名的母系社會，女人在族裡的地位崇高，享有財產家屋的繼承權，在婚姻的關係中，也由女方採取主動追求的角色，一般在豐年祭上，透過歌舞，由女方向意中人傳達情意。阿美族婚姻採用招贅制度，女子不但在社會組織中舉足輕重，也有自己的守護神－月亮，阿美族女子祭拜月亮，祈求受孕，所生的子女都跟著母親氏族，因此形成早期阿美族社會「重女輕男」的觀念。除了子女從母姓外，財產以及特殊的祭祀權也都是母女相承的，但近年來，隨著工商社會的變遷，這項傳統也逐漸的瓦解。早期，阿美族的男子入贅於女方家，在婚姻上有服役婚的觀念，也就是要為女方義務工作幾個月或一、二年。在阿美人的想法裡，入贅是一件光榮的事情，男子可以藉此機會改善女方家的生活。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今日，相信會獲得釵h女子的青睞。然而今日阿美人的社會也日漸受到漢人的影響，入贅婚比較少見。家裡的經濟權也漸漸轉移到男子身上，母系社會的特質已漸漸淡化。阿美族社會的另一個特徵是嚴密的年齡階級組織。男子在十三、四歲時，必須進入集會所接受成為一個男人的訓練。以二至五歲為一個階級，同一階級的男孩一起學習、生活，並住宿於集會所。在集會所裡，同一個階級的同伴一起工作，遇有獎勵或處罰也是以一個階級為單位。無形中更緊扣了同年齡階級的每一個男子，而這樣的關係是一生一世，直到離開人世為止。因此，縱然會所制度已經消失，但每年的豐年祭活動，依然遵守傳統年齡階級的規範在運作，使傳統的生活、歌舞的訓練得以延續。也因為有這麼嚴密又親近的年齡階級組織，讓阿美族人在都市裡仍然保有集體工作的習性，甚至在台北縣的汐止成立了一個以阿美人為主的「三光社區」，大家彼此互相照顧、扶持，這全是拜年齡階級之賜。

1841年5月，英軍在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的事件，激起當地民眾憤怒，三元里及其附近鄉村的一萬多民眾組織結集起來，向英軍圍攻襲擊。民眾手持大刀、長矛等傳統兵器，趁著天氣陰雨，英軍火槍無法射擊發揮武器優勢的情況下，進而圍困英軍。由於英軍束手無策，只好請求清朝廣州知府出面勸解，廣州民眾才撤走。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民眾自發性保衛家園抵抗外人的戰鬥。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泰雅族分佈於北部中央山脈兩側，東至花蓮太魯閣，西至東勢，北到烏來，南迄南投縣仁愛鄉，是分佈面積最廣的一族。族群人口分佈以花蓮秀林鄉最多，總人口數僅次於阿美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二大族。泰雅族居住地域境內的高山相當多，例如插天山、棲蘭山、合歡山、大霸尖山、奇萊山等都是。新店溪、大甲溪、秀姑蘭溪等河川也有泰雅族的分佈，他們主要在河岸階地與台地建築聚落，以山田燒墾和和狩獵採集為生。古時候的泰雅族婦女習慣在耳朵上穿洞後，塞進細長的容器，容器中裝的便是種子，當他們在開闢土地時，便沿途灑下這些種子，等到種子發芽長成樹木的時候便是通往新土地的標記，這樣一個小小的巧思中也可以看見泰雅族的智慧。大體而言，泰雅族社會組織分成下列幾個團體：1.部落組織 2.祭祀團體 3.共負罪責團體 4.狩獵團體。這四個團體的成員有互相重疊的特質，有人可能同時屬於部落組織和祭祀團體。在不同部落的差異性頗大，有的祭祀團體可能大於狩獵團體，有的部落可能狩獵團體大於任何一個團體，各地無法一概而論。泰雅族是一個平權的社會，由領導能力強的人出任部落領袖，狩獵、出草也由英勇的族人擔任領袖。但遇到部落有重大事情時，則由長老會議決策。在泰雅族社會中原來是沒有「頭目」的，每當族人需要一致行動時，大家才共商推派一位有能力的人為代表，這個代表者的地位並非恆久也非世襲。直到日治時期，日本人為治理之便，才產生「頭目」。目前，泰雅族分為二個族群，以南投縣北港溪與花蓮縣極北和平溪相連之一線為分界線，以北為泰雅亞族的居住區，以南為賽德克亞族的居住區，兩者之間的親族組織、生活習慣、生命禮俗、歲時祭儀與天生體質幾近相似，而使用的方言相同者約47％，語言結構方面仍大同小異。

歐洲人對於中國最早的一個印象是將中國視為一個物質條件非常富裕的地方，這種印象的形成主要是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等旅行家所創造出來的，這個印象長期都是歐洲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到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界，掀起了一波尊重理性的風潮。由於強調理性的價值，連帶的也對富有人本精神的中國儒家文化，熱烈的加以歌詠盛讚，例如哲學家伏爾泰、大文豪歌德都對中國文化有很正面的評價。當時的歐洲對於中國的瓷器、刺繡、絲綢、建築等都非常著迷。這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情到了十八世紀末逐漸消退，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雍正禁教使傳教士遭到驅逐，失去最重要的文化宣傳者。第二，工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對於中國所重視的，不再是迷人的文化，而是龐大的資源與市場。雍正禁教使文化交流中斷後，雙方隔閡日深，到了大英帝國派遣特使馬加爾尼前往中國時，他對於中國的印象已經是「中國人對一切中國以外的事情無知到令人難以相信，其他國家都被雜亂無章的放在四周，只有向中國進貢或乾脆不被人知道的份兒。有一天利瑪竇神父給中國人看一個地球儀，他們不是感到無知的窘迫，而是根本不信。」

布農族的（pasibutbut）是一首在傳統布農社會於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郡社及巒社群人所唱的一首祭歌。由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因此無形中增添了很多外加的神秘感及不同的解釋法。以小米（d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完畢到播種祭之前，就運用一套嚴肅的祭儀，透過pasibutbut的集體演唱，把布農族人的心願及祈求傳達出去。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先被國際人士知曉的，是以「八部合音」聞名於世的布農族。西元1952年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布農族的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寄至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當代的知名音樂學者聽了之後，驚訝於古老的部落為何會有如此繁複的和音，當時西方的音樂學家認為音樂的起源是由單音、雙音而發展至和音的理論也不攻自破，從此重寫了音樂起源說的論點。每年十一?十二月之間，布農人舉行小米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收，因此社裡的男子圍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族人相信，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就會結實累累。因此，每一個人都以虔敬的心情唱著。歌聲一開始，其實只有四部合音，但當音域高到某一個層次時，軌出現了八個不同的音階，因此被世人稱之為八部合音。這也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除了「祈禱小米豐收歌」以外，布農人和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都以和音的方式來表現。雖然布農人的傳統生活習性已經改變，祭歌之類的吟唱，只在某些表演場合才聽得到。西方宗教進入布農部落以後，以傳統曲調配合宗教涵義的歌詞，使傳統歌謠的發展呈現了新的生機。就連四、五歲的小孩，都能以和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不禁讓人羨慕上天賦予布農人的天賦與才華。

根據口語傳說，賽夏族的主要發祥地原本是在大霸尖山附近：「由於洪水氾濫變為汪洋一片，僅存的一個人躲進織布機的木筒裡，漂到大霸尖山。當時大霸尖山住著一位造物者，他撿起這個人，把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這時，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後來祖先自大霸山山麓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帶，其後又繼續南移，經過族群的擴散和遷移，如今賽夏族的分佈地區約在新竹苗栗兩縣交界的山區，和泰雅族毗鄰而居，並以鵝公髻山和橫平背山的脊線，分為南賽夏與北賽夏兩群。族人分佈以苗栗縣南庄鄉最多，主要在東河、蓬萊、南江三村。其次為新竹縣五峰鄉，新竹縣竹東鎮亦有賽夏族人。賽夏深受泰雅族影響，也有紋面習俗，是父系社會，以矮靈祭聞名。賽夏族的社會運作，除了有地域性的部落組織之外，更重要的是父系氏族組織。由於賽夏族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社會，因此以共同父系祖先為主軸，所形成的血緣團體，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通常，聚居在鄰近地區有直接父系血緣關係的家戶，形成部落內一起舉行「祖靈祭」的祭團，這也是共同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最基本的實際行動單位。這些直接血緣團體，透過「姓氏」概念的分類整合，又組成具有傳說血緣關係的父系氏族，成為跨部落的社群單位。賽夏族人的姓氏很特殊，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圖騰，並加以應用在漢姓上面。如「風」姓的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是風的後代。「日」姓的族人是神話傳說中射日英雄的後代。「芎」姓則為住在長滿九芎樹林的人。同「姓氏」的氏族群，具有外婚限制、司祭權承襲、和身份認同等重要意義。賽夏社會，就是經過這種嚴密的父系氏族組織，與零星鬆散的地域聚落組織的共同運作，交織形成部落內與跨部落間的結合基礎。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