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情勢分析：1960年代中期，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促使美國國內勞力密集產業藉由跨國企業而出走，台灣剛好設立世界首創之經濟特區，提供政策、勞工之生產優勢，搭配外資本身擁有的銷售市場、銷售管道，激勵台灣的出口型工業。資金來源：以外資為主，例如高雄加工區外資即占了52.58%。 主要出口產業：以紡織、成衣、電子、塑膠、皮革、金屬用品為主。

洪武十四年時，規定一里一百一十戶，推富戶十戶為里長，其餘百戶分為十甲，每甲十人，每年輪流擔任甲首，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十年一周。里甲正役的內容，包括了「催辦錢糧，勾攝公事」。一方面要管理本里的人丁事產，每逢更造黃冊之時，要匯總本里各戶的「清冊供單」，協助官府徵收賦稅。此外還要到各地官府聽候調遣，地方官府的日常支應費用，乃至上供中央的各種「上供物料」，也由里甲正役來承擔。此外，里甲正役還負責協助地方官府拘捕罪犯，維護地方治安。可見里甲正役的負擔，已相當繁重，而官府的需索，卻日甚一日，以致里長、甲首喪身破家者不時可見。

法國全國三級會議可以溯源自中古時代，1302年腓力四世為了向教會徵稅，召開了法國第一次的全國三級會議。此後，全國三級會議總是在國家為了增稅時才召開。1614年到革命前夕的一百七十五年期間，全國三級會議從沒召開過。1789年，路易十六希望貴族分攤財政開支，貴族則藉機要求召開全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不只要改革財政，也要改造政府。全國三級會議由教士、貴族與平民各選派代表組成，原本是三個階級分別開會和投票，第一、二階級可以聯合否決第三階級的過激主張。但此時的第三階級已不再容忍這種安排，他們主張三個階級共同集會，依人數表決，並另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要求制定憲法。6月20日，第三階級的代表遭到隔離而無法進入會場，他們在米拉波、西耶等人的帶領下，轉往附近貴族在雨天使用的網球場舉行會議，並發表誓詞：不制訂和通過憲法，絕不解散！這是著名的「網球場宣誓」。最後路易十六亦不得不讓步，命令貴族與教士加入國民會議。

突厥的源流並未有定論，大致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應該帶有匈奴的血統，在南北朝至唐朝時住在現今中國西北地方。現代土耳其人認為自己是突厥的直系後裔，他們認為突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48年立國的北匈奴。西元6世紀突厥部落游牧於金山(今阿爾泰山)，初歸附於柔然。西魏時，首領土門破鐵勒，滅柔然，拓地東至大興安嶺，西抵裡海，北越貝加爾湖，南接阿姆河南，並創建官制、法律、文字。隋初，中國以離間計使其分裂為東西兩部。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攻滅東突厥，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的前身敕勒，最早為西元前三世紀分佈於貝加爾湖以南的部落聯合體。該部落群有狄曆、敕勒、鐵勒、丁零等名稱，都是同音異譯。由於使用一種「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的大車，又被稱為高車。這些部落共有袁紇、薛延陀、契苾等十五部。北魏時，袁紇游牧於鄂爾渾河和色楞格河流域，受突厥汗國的統治。隋朝袁紇又稱韋紇，在隋大業元年(605)，因反抗突厥的壓迫，與僕固、同羅、拔野古等成立聯盟，總稱回紇。唐天寶三年（西元744年），以骨力裴羅為領袖的回紇聯盟在唐朝大軍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國，並建立起漠北回紇汗國，王庭(牙帳)設於鄂爾渾河流域，居民仍以游牧為主。回紇不像其他游牧政權經常對農業國進行騷擾與掠奪，與唐朝的關係一直很好，並曾幫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亂。唐德宗時，回紇取「迅捷如鶻然」的意思，改稱「回鶻」。版圖最大時疆域東接室韋，西至金山（今阿爾泰山），南跨大漠。回紇後因長期與吐蕃戰爭，加上統治無道，內訌不斷，於846年被所屬部黠戛斯所亡。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唐朝初期最大的敵人是東突厥。隋末唐初，中國大亂，東西突厥同趨於極盛，其中東突厥因接近中國本部，雙方的關係更為密切。隋末中國北方起兵群雄都曾向東突厥稱臣，連唐高祖也不例外，東突厥可謂東亞地區的霸主。唐初，東突厥不時入寇中國，唐太宗利用離間政策使其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發生衝突，突利可汗在落敗後投降唐室，東突厥因此勢衰。貞觀三年（630年），太宗藉東突厥天災和內訌之機，派兵討伐，擒頡利可汗。高宗顯慶四年（658年）又滅西突厥，餘部西遷中亞。但是在武則天時期，突厥再度建立「東突厥後汗國」。約在7世紀末8世紀初，亡於回紇。回紇自天寶初年盡佔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第一強國，但大體與唐室相安。安史亂起，回紇曾四次遣兵援助。只是回紇族貪財好利，每戰必索取鉅額報酬，克服城池後更大加劫掠。代宗之後，名將郭子儀提出一個外交政策，便是結回紇為外援以抵抗吐蕃，這個政策直到晚唐皆奉行不輟。唐與回紇之間長期維持「絹馬貿易」，唐室雖頗為吃虧，但唐藉此厚結回紇，亦使邊境得到數十年的安靖。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雖然清政府在外交上吃了個大敗仗，但對台灣的治理上卻突破以往的消極觀念。沈葆楨來台首先提出了澄清吏治、加強海防、開山撫番等積極有效的治理政策，並加強各地的建設，增設郡縣以拓展行政區，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募中國人士到台灣開墾，促進了台灣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在短短一年任期內，沈葆楨所推展的各項建設包括有：首先廢除中國人民渡台的各種禁令，並鼓勵大家前往台灣的後山(東部地區)開發。對於「生番」居住的地區也進行全面性的開發及進行文教發展的工作。在經濟政策上則請求清政府准許台灣煤礦減輕出口稅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在地方行政與建設上，他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解決開山通道、建設聯絡東部重要道路，並於台灣南端設置恆春縣城，重新調整台灣各地的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沈葆楨所推行的政策為台灣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循著沈葆楨的基礎繼續建設台灣，從此台灣的發展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由於唐室不言「夷夏之防」，對外國文化的輸入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域外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諸國特有的音樂、技藝便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及至唐代，胡樂更為流行，甚至朝廷若干典禮所用的音樂，亦以胡曲為尚。胡食（葡萄酒、燒餅、蔗糖）和胡服也風靡於當時的貴族仕女之間。技藝方面如擊鞠（又名波羅球，類似今之馬球）、繩技等；舞蹈方面如拓枝舞、胡旋舞等，深受唐人愛好，皆自西域傳來，由此可以想見唐人生活的胡化程度。此外，唐室也任用胡人為節度使，掌管一地的軍政大權，唐玄宗時營州雜胡安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高麗人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等。唐室連重要的軍防交給外族人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也引進了李克用等沙陀人來平定唐朝中後期的內亂。可見唐朝不嚴所謂「夷夏之防」，這些外族也在與漢族生活之下，再度成為新的一個中華民族的支脈。

西晉從元康元年（291）到光熙元年（306）爆發長達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中國境內的若干胡族乘機脫離晉室的羈絆。永興元年（304），匈奴酋長劉淵首先自稱「漢王」，接著其他胡族首領也紛紛稱王。晉懷帝即位，宗室諸王的鬥爭雖然結束，但胡族的侵陵卻接踵而來。終於在十年之後，晉室的中央政府被趕到中國南方。晉惠帝末年以來的胡族動亂，史家稱為「五胡亂華」。所謂「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氐、羌，也就是當時胡族的主要族群，大多是從東漢至三國期間陸續遷入中國的。他們原都降順中國，中國政府為便於保護管理而將其安置在邊境，後因中國衰亂，他們逐漸向內地擴張。匈奴自呼韓邪單于在西漢宣帝降漢後開始與漢人雜居，東漢初又置南單于部於西河郡。獻帝時，曹操平定河北，分其眾為五部。晉武帝時，塞外匈奴陸續降附，遷居內地，於是整個?州（約今山西省）幾乎都是匈奴族寄居之所。羯隨同匈奴遷入中國，散居於上黨郡的羯室（山西遼縣），稱為「羯胡」，從事農業生活。鮮卑在五胡中勢力最大，這是因為匈奴南移後，他們據有匈奴故地的結果。東漢桓帝時，鮮卑酋長檀石槐曾為中國大患。三國時，鮮卑部落漸成分立，互不統屬，其重要的有慕容、拓跋、段、宇文、禿髮諸氏，其中以慕容、拓拔兩氏最強。這些鮮卑部落遍佈於北邊，從遼東到河西，到處都有他們蹤跡。當時鮮卑人中，已頗有務農的。氐族在漢時屬於西南夷（今四川、甘肅一帶）。東漢末，曹操遷徙氐人抵禦劉備，遂漸入內地。晉時，氐人的主要根據地便在武都（今甘肅），他們除了游牧生活之外，也有部分是務農的。羌為東漢的主要邊患，尤以中葉以後最烈。但在靈帝時被漢朝重創，以致勢力大衰，成為五胡中最弱的。氐和羌的人數遠遜於匈奴、鮮卑，但他們所沾染的漢化則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