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1年，雞籠、淡水間的海域已經被荷蘭人控制，1642年4、5月間，荷蘭船航行至淡水，馬尼拉派來的救援船亦於此時到達，卻僅帶來少量的武器與人員，顯然西班牙當局有意放棄北臺灣的經營。1642年8月，西班牙駐軍得到荷蘭即將攻擊雞籠港的情報，而且火力很強大。西班牙駐軍長官 Gonzalo Portillo也從淡水住民得到消息，派人在社寮島東側高地架設兩座砲台，並派兵防守。8月19日，堡壘完成整備之後，荷蘭船隊亦於此時出現，另外還有淡水的住民，帶著弓箭，乘著九艘船前來雞籠，偕同荷蘭人作戰。荷蘭人嘗試於中午登陸，但受到潮流及西班牙砲火壓制，登陸失敗，退回船上。第二天早上，荷蘭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西班牙人派出12名士兵及30持弓箭的雞籠住民前往圍堵，但寡不敵眾，荷蘭人順利登陸，並搶佔社寮島東側山頭，勝負已經底定。雙方對抗五天之後，8月24日，荷蘭人要求西班牙人投降，西班牙駐軍經過內部會議之後，同意投降，這些投降者後來被送至大員，再到巴達維亞。經此一戰，西班牙人離開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佔領臺灣的西方國家。

1492年1月，西班牙依莎貝拉女王完成統一，在宗教狂熱及與葡萄牙海外財富競爭的驅使下，批准了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向尋找通往亞洲航路的計畫，結果哥倫布沒找到亞洲，反而在這年10月來到巴哈馬群島和大安地列斯群島，在當地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地。1519年9月，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a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五世資助之下，率領5艘船隻和270位船員，試圖沿著南美洲南下尋找東方的航道，1520年11月，船隻首次繞過南美尖端，抵達太平洋，四個月之後抵達菲律賓，但是不久之後，麥哲倫捲入當地土著的爭執遭到殺害，剩下的115名船員於5月1日離開菲律賓向南航行，最後抵達有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Kepulauan Maluku）。滿載香料之後，為了防止葡萄牙船隻的襲擊，剩下的兩艘船分別朝反方向航行，向東航行的船試圖從太平洋回國，但還是躲不掉葡萄牙人的追擊，船隻被搶走，大部分的船員遇害。向西穿越印度洋回國的維多利亞號(The Victoria)，則幸運的經由南非好望角回到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艘環繞地球一週的船。麥哲倫之後，西班牙人陸續嘗試從太平洋前往菲律賓，不是遭到葡萄牙人的攻擊，就是因為太平洋風向的關係無功而返。直到1556年，新國王菲利普二世即位，為了經濟需要與傳播天主教的狂熱，下令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總督殖民菲律賓，船隊從墨西哥出發，1565年抵達菲律賓中部的宿霧(Cebu)之後，即開始尋找利用順風返回的路徑，終於在與日本相當的緯度，找到了回程的順風，順著黑潮抵達了現在的美國加州海岸，而後南下，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科(Acapulco)，這條路徑的發現，等於是找到了西班牙與東方貿易的鑰匙。因為宿霧並不適合當作殖民總部，1571年西班牙人轉到呂宋島上的馬尼拉，在當地與中國商人做生意，開啟了著名的太平洋貿易，馬尼拉變成南洋群島和中國的貿易中心，西班牙船隻穿梭在馬尼拉和阿卡普科之間的航路上，帶去的是中國的貨物、南洋的香料及印度的棉布，帶回墨西哥鑄造的銀元，黑潮航線成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生命線。船隻從菲律賓回到墨西哥阿普卡科(Acapulco)港之後，卸下的貨物有的運到南美洲各地，有的由騾子載運穿越崎嶇的山區，運到靠近大西洋岸的賈拉帕(Jalapa)，換取歐洲的貨物和墨西哥銀元，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 Cruz )裝船運回西班牙，完成全球貿易的循環。

1634-1635年間，馬尼拉的商業貿易並不順暢，中國商人供應的貨物過多，但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缺乏資金購買，迫得中國商人必須削價求售，因此虧損不少。1636-1637年間，美洲至馬尼拉的大帆船停止行駛，銀元無法運至馬尼拉，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苦於現金給中國商人，馬尼拉市民原本訂購的商品，有四分之三被中國商人扣押，中國商人因此離開馬尼拉，表明他們不願意再承擔損失。對馬尼拉而言，1630年代的下半期，因美洲白銀輸入減少，使得中國人帶來的貨物滯銷，價格下跌，雞籠、淡水的西班牙人亦面臨同樣的窘境。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之後，原先寄望以此重開1624年以來中斷的對日貿易，以及打開對華貿易，剛開始的時候成效還不錯，1634、1635年間，雞籠一度成為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通商中心，全盛時期有多達22艘滿載貨物的船隻同時開進港內。但是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一直無法改善，1638年以後日本又厲行鎖國政策，西班牙對日貿易因而中止，且鄭芝龍完全控制台海之後，禁止福建商船來雞籠，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與荷蘭人抗衡的作用已失去其半。西班牙以雞籠為據點，與中國商人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商人亦極願意載運商品來賣，但是西班牙人卻沒有充足的現金購買。1635年，呂宋南部不斷發生叛亂事件，西班牙人無暇顧及臺灣，新任菲律賓總督克奎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rea)，認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減低，決定轉移經營重心。西班牙人在雞籠、淡水派駐軍隊、設立堡壘，駐軍的薪水、後勤補給、堡壘的整修等，費用相當龐大，每年的開銷成為菲律賓總督的財政負擔，1637年，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督重新檢討對台政策。但是西班牙人無法斷然結束在台灣的經營，菲律賓總督擔心會影響西班牙在東亞海域的聲譽，亦需安撫反對者，於是只決定縮減駐軍規模，並毀棄不必要的堡壘，不僅放棄了淡水堡壘，在雞籠港，亦只保留聖薩爾瓦多（或聖救主城），只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受到雞籠當地道明會的反對，另外保留另一個靠近八尺門的堡壘。

對西班牙人來說，雞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住著不知道底細的住民，還必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到雞籠港之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維護統治區域的安全，隨即在社寮島構築防禦工事，分別是面向雞籠港岸邊的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以及靠近海岸邊的小山頂上。主堡聖薩爾瓦多建在社寮島東邊，要塞的主結構鄰近雞籠港，主結構四角外邊還有小稜堡，主結構裡有一塊空地，當成一個小廣場，作為搭建兵營、火器庫房等房舍之用。除了聖薩爾瓦多要塞之外，社寮島還有三個附屬的防禦工事，聖路易士(San Luis)拱衛社寮島與臺灣本島之間形成的狹長水道，即是今日的八尺門；「聖米蘭」(San Millan)蓋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又被稱為「瞭望」(La Mira)堡；「聖安東」(San Anton)蓋在社寮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又被稱為「撤守」(La Tetirada)堡。這三座都是圓堡，也就是圓柱型的小型防禦建築，由於缺乏深厚的城牆，防禦力不如要塞與稜堡，通常是設在海邊或山上作為崗哨，並非主要防禦火力的地方。主堡聖薩爾瓦多擁有最強大的火力與兵力，是防禦領導中心，其他圓堡各司其職，聖米樣堡可偵測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聖路易士堡除了防阻敵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雞籠港灣外，更是防止原住民從臺灣本島進入和平島的前哨站；位於島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堡，屏障整個島上西班牙人的防禦工事，也是西班牙人在戰事失利時，可作為暫時退守的據點。此外，長官官邸、民宅等建築，座落在聖薩爾瓦多與社寮島小山之間的平坦地區，1631年左右，此地約建有30間木造房屋，供殖民地長官與十個已婚的軍官、商務員及其他人居住。1627年，發生淡水原住民首領誘殺西班牙人的事件，1628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 Antonio Carennio)率領遠征軍進入淡水河河口，經過武力激烈戰鬥之後，讓淡水原住民大為恐慌，因而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要求，覬覦淡水一帶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遂同意其要求。1628年初開始，西班牙人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淡水便成為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一處據點。這座聳立在今日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代人稱為紅毛城，西班牙人取名為「聖道明城」(Santo Domingo)。這個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是個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圍繞而成，木樁底部鋪上土石，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要塞使用的建築材料是黏土、蘆葦、竹子和木材，材料雖然簡單，卻成為西班牙人控制淡水河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核心。按照荷蘭人Gerbrantsz Black1629年所繪的北臺灣地圖來看，西班牙人除了蓋了一座要塞之外，還在河邊以木頭圈了一處城寨，應付船隻靠岸及搬運補給時的突發狀況，城寨內還有房舍，可能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等。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光緒二十八年成立法律編修館，將現行律例參酌各國法律重新制訂。停止捐納實官，裁汰各衙門蠹吏差役，歸併詹事府、通政司於翰林院，裁撤路礦總局、河道總督、雲南湖北廣東各巡撫。設立督辦政務處，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新設立商部、巡警部、學部。與原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合稱十部。光緒三十三年改巡警部為民政部、戶部為度支部、兵部為陸軍部、刑部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併為農工商部，增設郵傳部。軍事：光緒二十九年設立練兵處，全國擬成立新軍三十六處。停止武科考試，裁減各省綠營防勇，命各省籌設武備學堂，成立常備軍，一律學習新式槍砲、改西法操練。實業：提倡實業為富強之本，命親貴大臣出洋考察。保護實業、統一貨幣、設立銀行，頒佈獎勵工商業章程。教育：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光緒二十七年開經濟特科，錄用外洋留學生。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設中學堂，各州縣設小學堂，命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停止鄉試、會試及各省歲科考試，光緒三十一年正式廢除科舉制度。其他：允可滿漢通婚，戒除纏足惡習，禁止鴉片。

中國歷史上，自從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人再敢輕言變法了。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排山倒海而來的西力衝擊乃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迫使若干對於時代有著敏銳觸感的讀書人，朦朧地認識到墨守祖宗之法已是不可行了。最早見諸於議論並有具有具體積極主張的有魏源、馮桂芬等人。魏源的見識承認了中國在器物方面完全不如西方，然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中國在軍事以外的缺失「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率先呼籲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改革。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即存在二股政治勢力的分立，一股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一股為孫文等人所領導的革命派。大體來看，兩者均是主張從制度變革的方式來進行，只是在手段上有溫和與激烈的差別。在初期，改革為主流力量，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經歷庚子拳亂與皇族內閣事件後，維新派對於清廷改革的誠意，大失所望，轉而支持革命。革命運動於是成為主流力量。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和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中，維新派的勢力雖然一再地遭受到打擊，但主張維新改革的人士依舊寄望於清廷，例如康有為始終寄望於光緒皇帝，梁啟超雖然曾經與革命派人士合作，但最後還是回頭支持君主立憲的路線。雖然動機與革命派一樣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錯認清廷有改革的誠意。他們誤以為只要不斷的宣傳請願，就可以使清廷接受他們的主張進行改革，但事實證明清廷不過是藉著君主立憲的招牌企圖繼續保有政權，而多數的官員與士紳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為目的而支持維新，不可能真正的進行改革。中國近代化運動第二階段以制度改革為核心精神，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維新與革命二條路線之爭，固然最後革命路線在激烈的路線論爭中取得勝利，但是維新派人士質疑革命路線所可能造成的惡果，都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一一出現。至此，不論是改革或革命，僅是進行制度的變革並無法有效達成自強救國的目標。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知識份子開始進一步宣揚新觀念、新思想，質疑批判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價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後，思想文化的革新成為主要重點，中國的近代化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共可以分為器物改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革新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共經歷了約80年的時間，當我們檢視這段歷史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時，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主張走在時代前端，然而時代環境的氛圍與條件並無法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的可行性，無法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在往後社會內部環境逐漸變化後慢慢形成可以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因而成為時代主流。譬如鴉片戰爭時期的魏源、馮桂芬；甲午戰爭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立憲運動時期的孫文。另一方面，甚至會出現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竟然從激進改革路線退縮為保守傳統路線，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檢視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內容，其實前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實際上是時代社會環境改變的太快，令他們的思想主張反而呈現退縮的現象。如果將這80年來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張加以先後整理，其實可以拼湊出一張完全符合中國近代化路線演進的藍圖，從器物改革演進成制度變革，再從制度變革演變成思想文化革新。

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