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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時期所實施的「?社制度」，是影響鹿群大量消失的重要原因。社商大量收購鹿皮，另外連同鹿角、鹿茸、鹿鞭、鹿肉等都成為了有價值的商品，原住民在這種情況之下，捕鹿的動機就不在只是單純的作為食物而已。而到了清領時期，這種制度更加的惡化，除了社商，又多了個通事的剝削，而又因為臺灣地處邊陲，因此社商和通事更是肆無忌憚的壓榨原住民。於是到了嘉慶十二年在《臺灣縣志》這本書中，提到了：鹿在早期的臺灣是盛產的，而到了今日，卻已經都難以捕捉了如果要，還得向頭目要求。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知道，到了這時，以狩獵為主的原住民，也不得不放棄這種生活方式，因為鹿群已經很難再見到了。

臺灣納入清帝國的版圖之後，漢人用了許多的方式來取得原住民的土地，而漢人善於耕種，因此，原本做為原住民狩獵之用的「鹿場」，到了這個時候，成為了漢人耕種的田園。而大約到了清康熙五十年間，「鹿場」多半都成為了漢人開墾的範圍。因此原住民過去以狩獵為主的生產方式，也因為漢人的開墾，而被迫放棄。

荷蘭人佔領台灣做為殖民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將台灣當時可做為貿易的物產，用來做為他們從事商業行為的資源。而當時在臺灣的物產中，吸引他們注意的物品，鹿皮是其中之一。為了有效的控制鹿的捕捉數量，當時臺灣的獵鹿是以「企業管理」的方式來經營，因此在當時荷蘭人所開放的獵鹿區中，就出現了由牧師來負責管理出售獵鹿證，管理獵鹿事情的狀況。獵鹿證的出售，又依照獵捕的方式而有不同的價錢：用捕獸機抓的，每一個人每天要繳1里爾（荷蘭幣，等於現在的台幣約40元）；用陷阱的方式抓的，每一個人每天要繳15里爾（荷蘭幣，等於現在的台幣約600元）。

除了發出「捕鹿證」收取稅金之外，荷蘭人在台灣也實施了另一種經濟制度，為「?社與?稅制度」。原住民所居住的地方被稱為「社」，而原住民自從與外面的人接觸後，自然也對這些人使用的物品感到好奇與喜愛。因此產生了交易的需要。於是荷蘭人要求要進入「社」裡做交易的漢人，必須先透過喊價的方式，來取得某段在該社經營的時間，而這種喊價的方式，稱為「?」，該商人稱為「社商」，「?社」指的是該段經營的時間，而喊價所出的金額稱為「?稅」。這些商人進入社中，承辦社中原住民日用品的交易，另外也代替荷蘭人向原住民徵收賦稅。當然了，社商進入「社」裡，最主要的交易物品，還是鹿。原住民在捕到鹿後，可和社商換布，社商取得了鹿可以以高價賣出。如此一來，荷蘭人稅收增加不少，而社商從中向原住民所得的利益，更是不在話下。

1949-1953年，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的時期。台灣農業，因戰時遭到破壞，田園荒廢，台灣原有的化學肥料生產停頓，又因海上交通受阻進口困難，戰後農業生產一落千丈，糧食缺乏，加上當時國民黨政府來台的軍民約200萬人，致使台灣的人口急劇增加，為滿足軍糧民食，必須加速恢復生產，因此，這一時期台灣農業發展即以生產設施的重建及加強增產為其特點。1948年以後，由於來自中國共產黨及內外情勢的壓力，才迫使政府踏出「微溫」的土地改革作為緩和長久以來與農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戰後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是政府、舊地主、農民三者具有利害的關係。1949年1月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後，即著手減租政策的準備。同年4月公布「台灣私有耕地租用辦法」，甚至不待「三七五減租條例」的正式立法（1951年始正式立法），從1949年第一期稻作起，就將「三七五減租」政策付諸實施，即將地租的上限規定為收穫物的37.5﹪，以減輕過去佃農沈重的地租負擔，並立法律保護耕作物價格，以謀求佃農之安定。因此，三七五減租實行後，達到的顯著效果是增加農業生產與農民收益、改善佃農生活、耕地地價跌落及佃農購地激增、促進佃農和諧、安定農村社會、奠定實施耕者有其田之基礎。1951年6月，「公有耕地放領政策」與「減租政策」告一段落後，「台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付諸實施，主要係利用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耕地，實施佃農的土地放領轉移土地，佃農承購公地之價格訂為該耕地全年正產物總收穫量的二倍半，分十年期償還。公地放領政策的目的是扶植自耕農、改革土地政策、促進土地利用，使農地平均地權的實施更向前邁進一大步，台灣的農地改革獲得初步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