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居中國嶺南丘陵地區之南，此區除珠江三角洲外，皆為丘陵地形，故珠江三角洲為本區之精華，且為中國南部地方出入之門戶。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部，為中國南方對外交通之中心。此外，廣州面臨南海，也是亞洲、歐洲海洋航運的樞紐。

書吏形成古埃及一個龐大的文官體系，擔任丈量土地、登記戶口、建立檔案、分配稅收等工作，地位高於一般百姓，不須負擔勞役雜務。書吏學校一般設在廟裡，練習用毛筆寫在木板上、紙莎草紙上、石灰石或者陶片上。訓練的時間長，旨在「教導無知的人通曉每一樣東西是什麼。」書吏雖然不算是統治階層，但是生活比一般民眾好得多，是貴族階級和王宮內部不能缺少的人物。古埃及人宴會時除了有豐富的食物之外，還有娛樂活動助興，例如：女樂師在旁彈奏樂器、漂亮的女舞者在現場跳舞。

法幣發行後不久，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法幣發行量年年大增，幣值跟著急速下降。法幣一百萬元的購買力，相對於其實施初期的幣值，兩年後是四十萬元，十年後只剩一千元，戰後1948年國共鬥爭期間，只剩一塊錢了。1948年下半，因法幣已無法維持，政府乃於8月20日頒布財經緊急處分令，實行「金圓券」，規定法幣三百萬元或銀幣五角折合金圓券一元，但兩個月後，金圓券竟貶值80%，後更因發行額不斷擴大，物價隨即急劇上漲，幣值急速貶值。1949年，原來最大面額的一百元券已經不具發行意義，於是改印大鈔，面額從五百元、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十萬元、五十萬元、一百萬元、五百萬元的不斷擴大，物價更是瞬息翻新。此時，金圓券的購買力已經完全喪失，國民黨政府只好在1949年7月3日公佈實施「銀元及銀元券發行辦法」，恢復銀本位制，並發行銀元券。但因人民對紙幣已經失去信心，過手不留，央行朝發夕回，不多久銀元券亦隨著國民黨政府的遷台而告崩解。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政府隨即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負責接收台灣，並公佈「中央銀行台灣流通?發行辦法」，準備以「台灣流通?」取代日治時期所發行的通行紙幣。但是由於隨後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戰後復員未能順利進行，大陸金融體系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困境；為了隔離大陸上日趨嚴重的通貨膨脹，乃在台灣採取地區性的貨幣制度。又因為台灣經濟、政治、民情不同於中國大陸，加以中央與省的權力糾葛，台灣流通?終未發行。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5月20日台灣銀行經財政部核准，改組成立，仍稱為「台灣銀行」，並繼續取得紙幣發行特權。先發行壹圓、五圓、拾圓面值的新版「台幣」（現在稱為「舊台幣」），後因為通膨壓力，不斷提高發行的面值。這時期的紙幣上的圖案主題，是以「國父肖像」、「台灣地圖」、「台灣銀行」、「鄭荷海戰圖」等交替使用。其中的「鄭荷海戰圖」相當具有時代意義。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台灣通貨膨脹，民眾對台銀發放浮濫的舊台幣失去信心，台幣日益貶值，發行額大增，在無有效改革幣制之政策實施前，為了維持台灣貨幣體系的流通，台灣銀行特別發行「定額本票」與原有的舊台幣共同流通，面值有伍仟圓、壹萬圓、拾萬圓、最後甚至發行壹佰萬圓面值的本票，台灣通膨的惡化程度可想而知。

西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他確信所到達的地方是亞洲大陸，因此他接著就是尋找傳說中的黃金王國，以及覲見蒙古大汗，遂先後進行四次的航行探險，對廣大浩瀚的美洲新大陸，作初步的探勘。第一次的航行，哥倫布發現了今天的古巴島、海地島，並且在海地建立了第一個殖民地拉那維達特（La Navidad，意為聖誕節）。第二次在1493年，只發現牙買加島，遭遇到殖民地的暴動，差點將新大陸上的殖民基礎破壞殆盡。第三次在1498年，這次到達了南美洲的北岸，發現了一些島嶼，收穫不大，然而哥倫布卻因為是義大利人的原因，未能得到西班牙人的信任，再加上新大陸並未如想像中是一個到處有金銀財寶的地方，哥倫布被剝奪殖民地總督的身份，喪失一切優寵。第四次航行在1502年，這次是為了尋找向西通往印度的航路，結果僅到達中美洲一帶，探險以失敗告終，哥倫布返回西班牙，抑鬱而終。哥倫布直到臨終前仍相信他所發現的就是亞洲大陸，而他只是未能找到通往中國與印度的航路而已。

北京大學創立於1898年，是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下的產物，原名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近代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辛亥革命後，於1912年改為現名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中國歷史上民初時期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也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更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斯主義和民主科學思想的發源地，對中國現代史之影響實在是非常大。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之義”，透過以下作法建立北大自由校風：1.聘請教員摒除黨派門戶之見；2.重視學生個性發展，建立自由選系制度；3.設立研究所，誘導學生自由研究；4.鼓勵學生組織社團，促進學生課外活動；5.創辦刊物，鼓勵學生發表意見－如：【新青年】、【新潮】，也因此促成「五四」運動的發生。而現在的北京大學更是中國的最高學府，繼續擔任培育傑出人才的搖籃。

由於唐室不言「夷夏之防」，對外國文化的輸入採取放任的態度，因此域外文化在中國境內得以自由發展而不受排斥。自漢通西域以來，西域諸國特有的音樂、技藝便源源不絕地輸入中國，及至唐代，胡樂更為流行，甚至朝廷若干典禮所用的音樂，亦以胡曲為尚。胡食（葡萄酒、燒餅、蔗糖）和胡服也風靡於當時的貴族仕女之間。技藝方面如擊鞠（又名波羅球，類似今之馬球）、繩技等；舞蹈方面如拓枝舞、胡旋舞等，深受唐人愛好，皆自西域傳來，由此可以想見唐人生活的胡化程度。此外，唐室也任用胡人為節度使，掌管一地的軍政大權，唐玄宗時營州雜胡安祿山為平盧、范陽、河東三大邊鎮的節度使；突厥人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高麗人高仙芝任安西節度使等。唐室連重要的軍防交給外族人之外，在「安史之亂」後，也引進了李克用等沙陀人來平定唐朝中後期的內亂。可見唐朝不嚴所謂「夷夏之防」，這些外族也在與漢族生活之下，再度成為新的一個中華民族的支脈。

西班牙的地域廣大，各地氣候不同，差異變化極大。北部地區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氣候濕潤溫和；中部內陸地區屬於半乾旱大陸性氣候，氣候乾燥少雨；南部地區屬於地中海型氣候，氣候冬雨夏熱。冬季常達攝氏零下1?15度，夏季炎熱常高於攝氏40度，年平均雨量北部地區約為100mm，中南部地區則僅有35mm。

西元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了「九十五條論綱」後，激起一連串的筆戰。擁護販售贖罪券的教士，例如泰澤爾，在同年，寫了「一百零六篇駁論」（One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作為「九十五條論綱」的答辯。路德又寫了「論贖罪券與上帝恩賜」（A 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回答泰澤爾，且挑戰意味濃厚地答道：「假使因為我所說的道理，使某些人的錢包受到影響，而稱我為異教份子的話，我會很不在乎這些人的咆哮，因為只是那些不懂聖經的人這麼說而已。」但，此時的路德其實並無意創立一個新教派，也沒有要脫離羅馬教會的意思，他只是堅持他認為對的事。路德在剛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時，思想體系其實並不完整，經過多次的辯論之後，路德的觀念更為清晰、融貫，與羅馬會的思想漸行漸遠。反對路德的人則意圖將他與波希米亞的胡斯視為同路人，指責路德破壞教會規則，並且強烈建議路德應受火柱之刑。西元1519年，擁護傳統神學的英格斯塔特大學（University of Ingolstadt）的教授埃克（Johann Eck）便公開要求與馬丁路德辯論，埃克高明的辯論技巧迫使路德同意韋克力夫、胡斯等人的宗教改革主張，同時承認自己的確是異端。這達到了埃克的目的，他隨即將此一辯論寫成報告，呈給教宗。1520年，路德陸續完成三本小冊子：《致日耳曼基督教貴族書，關於基督徒地位的改進》（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Conce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ristian Estate ）、《教會的巴比倫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基督徒的自由》（The Liberty of Christian），這些小冊子在歐洲廣受歡迎，卻激起了教宗的憤怒。教宗決定以教會最嚴厲的處罰來制裁路德—發布「破門令」，意即將他逐出教會。路德的反應令教宗驚愕，路德在威丁堡大學的師生面前將教宗的詔令當場焚毀。1521年，教宗再對所有的新教徒發出破門令，路德與教宗正式決裂。為了解決日耳曼內部的宗教問題，1521年，新上任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Ⅴ）在伏姆斯（Worms）召開會議，他將路德等新教份子視同蛇蠍。會議上，路德重申聖經的權威、「因信得義」堅不屈服於教宗的精神鼓舞了新教人民，卻也招致舊教人民的反感。為了保護路德，支持路德的撒克遜公爵腓特烈將路德藏匿在瓦特堡（Wartburg），路德在這段時間內，將新約聖經翻譯為德文。1522年，路德眼見新教改革運動的分裂與失控，毅然決然回到威丁堡，領導宗教改革，他取消修道院，允許修士、修女、教士結婚，禮拜時也改採德語，路德成為真正的宗教改革領袖，這也是路德教派的起源。1522—1525年間，一群受到新教思想啟發的宗教改革極端派不斷煽動農民叛變，路德雖自稱為「農民之子」（Son of Peasant），但他反對暴力革命，支持政府鎮壓農民暴動，並在1525年出版了《反對殺人越貨的農民暴徒》（Against the Murdering，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但許多原本支持新教的諸侯卻不能茍同路德的行為，包括路德與一位修女結婚，身體力行反獨身主義的教義，使得不少日耳曼南部的諸侯重返羅馬公教的陣營，日耳曼境內從此有了新、舊教之分。新、舊教戰營分別成立「徐馬爾卡底聯盟」（Schmalkaldic League）與「天主教聯盟」（Catholic League），彼此對峙。在路德死後，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袒護「天主教聯盟」，並想要藉此消滅新教與擴張皇權，曾在1546—1547年間發動戰爭，但新教諸侯反對查理五世干涉宗教信仰，連舊教諸侯都反對他擴張皇權，查理五世功敗垂成。1555年，雙方簽訂「奧格斯堡宗教和約」（Religious Peace of Augsburg），尊重彼此信仰自由，路德教派從此取得合法地位，日耳曼北部及北歐各國如瑞典、挪威、丹麥等都相繼改信路德教派，路德教派成為北歐勢力最大的教派。不過，奧格斯堡宗教和約並沒有保障真正的宗教自由，一直到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1618—1648）結束，才確保歐洲各地的宗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