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對於輪運管制政策逐漸鬆動之際，某些人士興起籌辦本土新式航運的想法。曾經留學美國、擔任過英商寶順洋行買辦的候補同知容閎，於1867年擬妥〈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送交總理衙門審閱。他強調美商旗昌公司壟斷長江航運，航利操於洋商，對華人貿易大有窒礙，所以倡議建立完全屬於中資的輪船公司。這是清代最早籌劃組織股份公司的提案。不過，由於該章程在集資、公司內部管理、股東權益與財務利潤分配等部分，大都仿效西方企業的經營方式，引起總理衙門的疑慮，懷疑其中是否有洋人介入，曾國藩也有同樣的猜忌，最後容閎的倡議無疾而終。在容閎之後，1868年又有沙船商人趙立誠、前任常鎮道許道身向曾國藩上稟請求購置輪船運漕，但皆未獲批准。不過由於沙船衰圮不敷裝運，1867年至1868年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藩司丁日昌、蘇松太道應寶時合護雇用夾板洋船試運漕米成功，船商受此鼓勵，乃有吳南記商號（註：吳南記為廣東商人吳南皋（熾昌）所創，吳南皋後來擔任開平煤礦、中國鐵路公司會辦，李鴻章曾讚許他「通曉西國語言文字」，「熟習商務」）請求集資購辦輪船，而且強調以攬載為首要業務，只分運三成漕糧來補沙船的不足，運價則比照沙船。但曾國藩再度以輪船運漕乃是創舉，若無通盤規劃，不能率行定議，還提出輪船「掉轉不靈」、「甚費周章」等理由駁回申請。1860年代後期，創辦輪船運輸的意願逐步加溫，躍躍欲試的士紳、買辦大有人在，顯示出中國社會對於新式航運的客觀投資環境已然成形。不過，最後都在官方的阻滯下宣告失敗，之後倡組輪船企業的呼聲轉趨沉寂，即使丁日昌在1869和1870年都曾提出相關建議，也未能引起太多的共鳴。曾國藩對於創辦新式航運的態度前後不一，或許與他顧忌傳統航業一旦徹底崩潰，眾多的沙船商人及水手之生計盡失，可能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有關；另外，一些大臣對輪船漕運也多方非議，亦讓曾國藩深感棘手。這些正突顯出航運政策的權衡折衝，無法脫離政治因素的羈絆與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