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質優價廉的進口棉製品以及外資棉紗廠長期主導中國機製棉布的市場。至1913年末，中國自有及外資棉紡織廠僅有33家、紗錠98.28萬枚、織布機9389台，當時日本已有棉紗錠198.4萬枚，印度則有棉紡織工廠264家、織布機9.67萬台。1914年大戰爆發後，棉紡織工業在中國跨入新的一頁。總計1914至1918年期間，純為民族資本所投資之新設棉紡織廠共有15家。原料供給方面，早期中國的棉紡織廠以生產粗紗布為主，原棉在該類生產中佔有成本80％以上，棉紗則在粗布成本中成本中佔75％。因此，在勞動力價格低廉與運輸便利的的情況下，原料價格對於紡織工業的盈虧而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次大戰爆發後，中國原棉市場出現了對中國有利的變化—「（棉）花貴（棉）紗賤」的現象有了明顯的改善，主要原因除了植棉技術的改良外，原料供應方面，影響尤大。印度棉與中國棉同屬短絨棉，適合中國紡織使用，長期佔據對華輸出的絕對優勢。而中國之棉花，則相對適合日本國內的棉紗廠，並有運輸上的優勢，日本棉紗廠原料有70％都從中國進口，華棉外銷獲利較對內銷售為高，因此，華棉對日本的出口至20世紀20年代初期亦始終保持出超，國內原棉供應因此日趨緊縮，棉花價格居高不下。大戰爆發後，國內外棉製品需求的激增使紗價高漲，而原棉供應國內利潤漸增，使得自產自銷的原棉供應趨於穩定，粗織紗布成本大幅下降，利潤增長極其顯著，為中國近代棉紡織工廠推進一大步。生產技術方面，1914年以前，中國棉紡織工業技術，與當時英、美、日等國無法相提並論。大戰爆發後，國內工業與生產環境的改善、列強撤資等對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無疑是一大刺激，在技術人員方面，各大工廠自主成立技術訓練班或技校，以滿足人才短缺的需求。此外，更有工廠鼓勵技工繼續深造或實習，培養其成為更專業之技術人員或棉紡織專家。其次，重工業的擴展帶動了棉紡織機器與零件的造修廠，棉紡織業在裝備與機修上有了改進與革新，使棉紡織有能力由粗紗布市場邁向細紗布生產，並提升生產力以及降低維修成本。第三，廠房也逐漸淘汰磚式構造改採鋼筋混泥土結構與鋸齒式單層廠房，新式廠房具備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空間寬廣等功能，適合機器集中生產，有助效率提升。在蒸汽驅動外，電力成為新式能源，兩者並行成為以煤炭邁向馬達作為動力的過渡期。第四，企業資本主義工廠管理方法與泰勒化生產方式在中國棉紡織廠中進一步推廣，以體罰為管理工人主要手段的包身工、工頭、文武場等舊式管理制度也逐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