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留學日本的臺灣留學生，自1920年代以降，以修習醫、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占多數，尤以習醫者最多，平均占五分之二；其次，法科約占五分之一；再其次，商科及經濟科合計亦約占五分之一。當時，習醫風氣最為熾盛，而赴日投考醫專反較在臺容易錄取，故富家子弟無不趨之若鶩。赴日習醫者絕大部分就讀醫專，尤以東京醫專及日大醫專兩校人數最多。由於習醫者人數眾多，故成績最為突出，日治時期獲得博士學位的留學生至少有一百一十六人，除葉清耀是法學博士外（明治大學，1932），其餘均是醫學博士。至於修習法、商及經濟等科的學生亦頗為踴躍，除了與日本政府對留學生的選科和不加干涉有關，也反映時代的影響及社會的需求。通常法科畢業生最佳出路是進入司法界或政界，以參加日本國家司法科或行政科高等考試為首要目標，迄1930年為止，司法科高考及格者計二十八人，行政科高考及格者七人，分別出任司法官、律師或日本、臺灣的高等理事官。據時人指稱，日治全期通過司法及行政科高等考試者約一百人。商科及經濟科畢業生或是創業，或為各企業機構所羅致。總而言之，日治時期的臺灣留學生以留日為主流，留學教育曾塑造了為數可觀的高知識分子，其人數超過臺灣島內殖民精英教育機關所培養的六倍以上。影響所及，日治後期留學返臺的社會精英逐漸取代只接受臺灣殖民教育的社會精英，成為社會領導階層的主體。就教育資格觀之，固然以習醫者為數最多，惟修習其他個專業學門者所在多有，成為帶動社會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才，並彌補了臺灣殖民教育之偏頗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