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日治全期，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是以漸進原則，採逐步強化的同化主義方針，而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之運用實為其主要特徵。1919年「臺灣教育令」頒布之前，乃所謂臺灣教育的試驗時期，總督府尚未建立完整的學制系統，僅在順應現實需要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下，建立以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為主的新式教育，以中、上階層子弟為勸誘入學的主要對象，並不急於普及於一般平民子弟。此一時期，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極不完備，僅先後設立修業三至四年的國語學校，以培養初等教育師資及公私業務人才；修業五年的醫學校，以造就醫事人才；修業半年至兩年的農事試驗場及糖業講習所，以及修業三年的工業講習所等，做為職業教育機關，以訓練基礎技術人員。其中，國語學校和醫學校為當時臺灣人的最高學府，惟只有醫學校勉強稱得上高等教育機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因應民族自決、帝國主義及民主運動等思潮，以及臺人民族自覺所造成的威脅，不得不改革臺灣統治方針，以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因此，1919年總督府明揭同化主義施政方針，根據差別原則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並將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醫學校升格為醫學專門學校，終日治時期兩校同為社會菁英之搖籃。然而此階段的教育政策偏重於中等職業教育上，教育機會仍頗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此類型的教育制度不僅無法滿足臺人教育需求，亦引來日本開明之士的撻伐，故總督府旋即標榜「內地延長主義」，強調以普及教育、提高臺灣文化為首務，於1922年復頒行「新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與隔離教育，開放共學，並普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與職業補習學校等，並於1928年設立臺北帝國大學。表面上，臺人可與日人接受相同程度的教育，但實際上只是為在臺日人子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臺人子弟並未能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故能進入較高教育機關的人數反而日減。1937年日本全面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後，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實施義務教育，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專科程度，然而差別待遇依舊，中等以上教育機會始終未公平開放。因此，臺人中等以上學校之入學競爭，長期以來均十分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