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因應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除了加強軍事化以外，也尋求擴大抗戰的社會基礎。1938年3月，國民黨頒佈《抗戰建國綱領》，謂舉國應在國民黨及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奮邁前進，並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繩。蔣介石甚至提議，中國各黨派合組一黨，而國民黨可更改黨名，或酌改組織。蔣介石化多黨為一黨之意，未得實現。不過，因抗戰軍興，國民政府為示團結之意，已允給予各黨派合法活動的空間。本來，在1930年代的訓政時期，不獨共產黨屢遭國民黨軍隊圍剿，即連不主張暴力革命的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亦遭壓制。及至國民政府於1938年在武漢召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雖非人民直接選舉，但已包括各黨、各派人物，作為抗戰時期的最高民意機關。一屆國民參政會揭幕後，旋即通過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設立省縣參議會。共產黨籍的議員也宣布將以誠懇的態度，擁護國民政府，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奮鬥。戰爭期間，蔣介石被推為國民黨總裁，聲望之隆，似在當年孫中山之上。且國民黨在舉國高漲的民族主義空氣下，戰爭初期亦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然而，戰爭也使國民黨喪失黨務稍顯健全的長江下游地區，導致原已鬆弛渙散的黨機器，陷入新的一層危機。黨員素質低落、喪失對青年的吸引力、與群眾日益隔閡疏離、「黨」與「政」缺乏聯繫等問題依舊，再加上戰時生活困苦，皆讓國民黨危機重重。蔣介石有鑑於國民黨沉?已深，乃醞釀在黨的組織外，別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下同），多少有仿行共產主義青年團、德國希特勒青年團之意，兼為國民黨培植幹部。三青團由蔣自兼團長，以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力行社份子為中堅。至於控制黨組織的CC系份子，蔣只允少量介入團務，扮演適度調節力行社勢力的角色。因此，表面上三青團應服從黨的領導，黨應扶植三青團的發展，但結果並不如此，二者形同對立。特別是三青團團員以青年為主，自詡為「新生力量」，視國民黨正式組織為落伍、腐敗，雙方糾紛不斷。這使原本就形虛弱的國民黨基層組織，復因黨、團之間的惡鬥，益加效率低落。1943年起，國民黨政權頹相已漸次浮現。不獨國共摩擦加遽，河南復生蝗災與旱災；甘肅、四川農民反抗徵兵徵糧，暴動四起。加之物價猛漲，社會人心浮動，青年煩悶。為眾矢之的者，特別是控制教育人事的CC系、及其他主管財政、軍事的大員。1944年，國軍於河南、湖南、廣西遭日軍擊潰，西南大後方大受震動，更暴露了腐敗、紀律廢弛的問題。同年，結合若干知識份子、異議人士的「中國民主同盟」成立，與中共同唱結束一黨專政。戰爭期間，國共兩黨進行了一系列和談，惟均無結果。主要歧見在於中共堅持由各黨各派組聯合政府，反對將共軍移交國民黨政府。1945年4月，毛澤東發表四萬餘言的〈論聯合政府〉，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團結的破壞者，是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內戰的禍貽。國民黨的回應是，議決於11月召集國民大會，通過促進憲政的必要措施，限期取消軍隊內的黨部、學校黨部，制定政治結社法，給予政黨合法地位，中共問題則待談判解決。這顯示，中日戰爭結束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已經不孚輿論之望，必得進行憲政的改革。如何面對異黨的挑戰、社會公眾的質疑，顯然考驗著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