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的安內政策，目的在求達成國民黨自身的統一為優先。所以為了達成此一目標，首先必須解決兩廣的問題。兩廣自1931年胡漢民遭到軟禁後，一度呈現脫離國民政府的狀態，與中央政府關係若即若離。於是對於兩廣當局，蔣繼續勸導合作，懇請胡漢民北上。1935年11月，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推胡漢民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精衛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介石則任兩會副主席。表面上國民黨三巨頭似乎已團結一致，但隨著汪遭刺受傷，與胡遲遲未入南京，中央仍由蔣一人主持。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始終未見冰釋，加以日人從中撥弄。1936年5月，胡漢民病逝，中央希望取消西南執行部和政務委員會等機構，引起兩廣的不安與反抗。此時粵桂軍在陳濟棠的計畫下，擬藉抗日為由出兵江西與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之意，必須全國一致，不可輕啟內爭；同時一面調大軍入湖南警戒，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次聲明貫徹和平統一的原則，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等人倒戈擁護中央，陳迫於情勢，便離職赴港。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旋即又予於調職。李、白兩人抗命不受，此時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與廣西之間一面協商，一面進行軍事對抗。9月6日，國民政府和平了結李、白等人的職位問題，允其續留廣西，也結束了粵桂之間以抗日為名的糾紛行動。而蔣介石安內政策中，所擬定的對日作戰計畫，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四川在劉湘的成功統一後，初期與國民政府關係良好，但隨後中央的勢力隨著剿共軍事進駐四川，也引起劉湘與中央的摩擦日漸嚴重，1935年，為了剿共而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在主任賀國光的帶領下進駐四川，也埋下中央與劉湘之間衝突的引爆點。而後劉湘對於中央政府的勢力感到如芒刺在背，而中央亦在兩廣事件後開始進行一系列軟硬兼施的行動，企圖將劉湘的地方勢力，納入中央政府之中。大體來說，在第五次圍剿共軍的行動前後，1934年10月，透過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便遂及於西南三省。於是在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個省，其中十四個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份為紅軍所據。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藉以進入西南，為一大意外收穫。至是除了河北、察哈爾的一部份為日本控制外，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