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憲運動時期，許多商人積極參與國會請願運動、收回路礦利權運動以及抵拒洋貨活動等，加上上海商務總會的動員力，使許多論者認為清末的江浙商人已有相當的政治覺醒。但是清末的上海不但是中國的經濟重心，也是政治思潮的中心。由於受到租界外人的影響、新思潮的宣傳、民權自治的觀念與革命黨人的滲透，使上海商人對於政治的敏感度較高。此外，清末紳商界線模糊，許多投入實業界的退職官宦和接受新式教育後返國的留學生，往往具有較多的政治知識與理想，與普通商人並不相同。清末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商人，大多不是一般商家，而是如張謇等立憲派成員或沈曼雲、李平書等革命黨人。而一般的中小商人，因受限於知識與在商言商的利益考量，大多不願涉及政治。商業的存在有賴於穩定的社會，但革命卻是以破壞為主，與商業的本質矛盾，因此絕大多數的商人是反對革命的。許多時候可能不是恐懼革命軍，而是擔心社會秩序破壞及商業。因此對於秩序的威脅，商人本能的反應是抵制，但如果情況已無可挽救，他們便會將革命限定在秩序的範圍內，以減低損失。因此，對江浙地區的許多商人而言，所謂的「革命」只是按革命黨人的要求，在店面前掛起一面白旗表式擁護。他們參與革命多為情勢所迫，革命爆發時所動員的商團，以及地方性商人武裝都不是以革命為目的，而是為了確保地方安全，維持地方治安。而商人參與地方臨時政府，也多是出於保全地方秩序的考慮。商人參加新立的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提供軍餉，但是這些商人大多疲於應付，大局稍定便紛紛求去，可見商人在辛亥革命的被動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