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爆發後，少數士紳體認到西方的強盛，開始主張學習西方。魏源《海國圖志》即有「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英法聯軍北京失陷之後，士大夫才逐漸體認到改革的必要，因此開始了「洋務運動」。但士大夫仍認為儒家思想優於西方思想，中國只是在武器方面不如西人而已。因此不但極端排外的士大夫，如倭仁等，強烈排斥西學；即使實際推動洋務的官僚，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等人，其想法也是以西方的武器保衛中國的傳統。沈葆楨即說過：「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之後，西化改革的主張更為激烈，康有為等年輕知識份子，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並且認為日本同為亞洲國家，西化卻得到成功，因此日本的明治維新，足以為中國改革的榜樣。光緒皇帝受了康有為的影響，決定「更新國是」，開始了戊戌變法。不過，康有為等變法派官員，對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又急於求成，對外國人提供的意見，常不加選擇的全部採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曾遊說康有為推行「中美英日合邦」，康有為隨即請楊深秀上奏光緒「勿嫌合邦之名不美」，又由宋伯魯奏請依照李提摩太合邦之議，「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不啻將國家政柄交於外人之手。最後因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這一計畫因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