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甘谷街百餘年歷史的茶商公會大樓，及供奉的茶郊媽祖、貴德街的「錦記茶行」、民生西路的「新芳春茶行」、西寧北路現為全祥茶廠的「南興茶行」舊址、甘州街由李春生興建的「大稻埕長老教會禮拜堂」、貴德街的「李春生紀念堂」、及重慶北路的「有記名茶」存有焙茶用的「焙籠間」、焙籠、裝茶的竹簍??等，可見到茶業走過的軌跡。附帶一提，板橋林家、台泥辜振甫先生（大裕茶行）和己故新光吳火獅（新光公司）都曾從事茶業，辜、吳還曾為本市茶商公會會員。由外國資本的支配，本地資本的重整，以及茶業僱佣勞動的大量出現來看，大稻埕的社會已經逐漸脫離封建宗法的社會關係，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浮現。外國資本以廈門的匯豐銀行為主要金融基地，分由買辦及洋行在台取得生產者的剩餘。截至1872年，已有五家大洋行在台營業。華人資本方面則有來自廈門、汕頭、廣州的大陸資本，也有如板橋林家、王家春、許論潭等本地資本，更有一種買辦華人（如李春生）作為洋資與本地生產者之間的買辦資本。華人資本與本地資本形成商業的對手，早期幾乎全部壟斷在洋人手裡，1875年以後，茶葉的烘焙、裝運被華人資本奪回，只有精品的特種茶仍然掌握在洋人手裡（林滿紅，1978：51-52）。在此時，華人商業資本所動員的社會關係不再是封建的地緣、血緣關係，而是更趨於實利傾向的利益團體。例如三郊會館的設立，便象徵著商業利益已經超越過去地域械鬥的仇恨，其行郊也由具複雜的社會與意識形態的組織轉為純粹的商人組織（林滿紅，1978：53-54）。一八八九年大稻埕的製茶廠已多達六十家，劉銘傳為杜絕茶商削價競爭，下令成立「茶郊永和興」的公會組織，日據時期則將永和興茶郊改為「台北市茶業公會」。而本地茶商李春生與板橋林家林維源共築千秋、建昌二街(日據時期稱港町、今之貴德街)，出租給洋商，這期間為茶業在大稻埕的鼎盛期，也因此帶動初期大稻埕的急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