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本在上一階段對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採行「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既衍生釵h相當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由貨幣投機所引發的弊端為甚，迫使日本不得不進行幣制再改革。而日台之間及台灣對外貿易的需要，加上日本「站在開發南方與擴張南進政策之立場」，即考慮其末來向中國南部及南洋地區的侵略，將以台灣為基地或跳板，亦有需要將台灣的幣制加以再改革。乃於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七月一日起，修改法令，規定台灣銀行開始發行「金券」，由是日本對台灣幣制的進一步改革，即告展開，邁向施行與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度，同時，也就進入其對台灣幣制改革的完成階段；經過五年半的時間，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宣統元年）底，台灣原有的各種雜亂貨幣，以及台灣銀行在先前所發行的「銀券」，都整理與兌換完畢，台灣的幣制改革即告完成。此距日軍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開始登陸的時問，已歷時超過十四年半，不可謂不長。台灣自漢民族大量移入後，歷經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之統治，明鄭時期及入清以後的經營，嗣有咸豐年間的開港，繼之遂為日本人所領有，在各不同的時期，俱有新增的貨幣，故在日本人進行整理與改革以前所流通的貨幣，常是極為複雜與混亂，迨至本階段結束時，乃已初步建立可與其時世界潮流相契合的現代貨幣體制。同時，先前的貨幣雜亂現象，大致上宣告終止。惟在實際上，仍有一部分銀幣於有限的範圍或地區內流通，並又經過約計九年的時間，直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時在1918-1919（大正、民國七、八年）間，由於世界銀價空前暴漲，於是銀幣多被熔化，而後方告絕跡。

樟腦依蒸餾程度不同，可分為五大類：在山林中將樟樹碎片進行初步蒸餾即為粗製樟腦，再提煉可成再製樟腦、改良乙種樟腦、甲種樟腦、精製樟腦，精製樟腦除為賽璐琭的重要原料，亦為重要的醫藥原料。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周人曾於長安制禮作樂，鑄典章于金石；秦始皇在此建造了建築史上的傑作阿房宮，在驪山修建了規模巨大、埋藏豐富的始皇陵。漢唐時代，這裏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對外交流的中心，溝通東西方文明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賓客雲集的東方大都會。“西有羅馬，東有長安”是當時西安歷史地位的寫照。至今，西安與世界歷史名城雅典、開羅、羅馬齊名，被譽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非洲的不少地方都有唐三彩的蹤跡，最有名的是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位於開羅南郊的福斯塔特，在西元七至十世紀是埃及的政治、經濟和製陶中心。1168年遭到第一次十字軍的圍攻，毀於戰火，1972年起對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大量中國陶瓷器，有越窯青瓷、定窯白瓷、龍泉青瓷及景德鎮、耀州窯、福建窯、磁州窯的?品。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唐三彩，出土的三彩盤刻花填彩，屬中晚唐?品。

張騫是漢中成固（今陜西成固）人，漢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一三八年），率領了一百多人，滿懷豪情，手持使節，由隴西（今甘肅省）出發，欲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此次西域之行歷時十三年，出發時有一百多人，回來時只剩他和甘父兩人。雖然沒達到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的目的，卻開通了漢朝和西域的聯繫，所以被史家稱為「鑿空」。張騫可謂是中國漢代傑出的探險家、旅行家和外文家，他的兩次出使西域，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開拓了漢朝和西域各國的正式往來，開通了真正的絲綢之路。

漆器和許多工藝一般，同源於中國古人的智慧巧手。《韓非子》中記載了漆器是當時的上等奢侈，為了因應需求，乃大量栽培漆樹，並以專職官員加以管理。中國南方的”楚地”，即為今日的湖南、湖北等地，都是盛產漆樹的地方。漆器是什麼呢？是一種表面塗有漆樹汁液的器物。漆是天然的樹脂，和現在化學合成的油漆不同！既有黏合、防蟲的功能，並且有美化裝飾的效果。剛從漆樹上取下的漆汁是灰白色的，與空氣接觸後漸漸變成了黑色，所以才有一片漆黑、黑漆漆等形容詞的出現在歐洲，由於中國漆器的大量輸入，引起歐洲廠商的仿造熱潮。在漆器仿造方面，法國領先歐洲各國。西元1730年，法國漆師馬丁Robert Martin的仿華漆器在歐洲市場上，就已能與中國漆器相競爭。此後，德國、英國、荷蘭和義大利等國的漆師們紛紛仿效，並加繪上中國的山水和人像畫。

日本在隋唐兩朝三百年間，多次遣使通聘，以輸入中國當時之政制、法令、佛、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作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的模範準備，故使節同時具有政治與文化性質。後日本又派遣久居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進一步研究吸收中國文化，其中阿倍仲麻呂來華多年（西元 716?770年），歷任唐廷要職，終老於唐；吉備真備攜回唐禮、太衍曆經等，對日廷禮儀及曆法改革，有密切關係。玄宗開元年間，鑑真及其弟子赴日傳入律宗，並對日本佛教藝術、醫學及漢文學的發達有不朽功績。

西元前五十七年朴赫居世建國（新羅）時定都於慶州。佛國寺、石窟庵、新羅金冠、磨崖三尊佛像等華麗輝煌的文化遺產遍佈，有著許多文化財。佛國寺包括七十多棟建築物，排列在大石基壇上，伽藍的結構和配置，全仿自唐的佛寺建築，其多寶塔和釋迦塔，則有匠心獨具，不同於中、日佛塔建築。近來在釋迦塔內發現的漢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咒，考證是唐天寶十年以前所印，這是中國也是世界最早的印本，足以證明朝鮮與中國印刷技術的接觸。

話說張騫為了聯絡大月氏對付匈奴而出使西域，卻意外發現大夏國（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存在，更讓他驚奇的是該處竟然有蜀地出產的布；據說蜀布購自身毒。張騫因此建議武帝，可以從蜀地與西域聯絡，避免被匈奴發現。因此，武帝乃開拓西南並設犍為郡（包括現在雲南東北地區）、牂坷郡（現在貴州大部分及廣西西北部、雲南南部一帶）、越雋郡（今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等）及益州郡（現在昆明地區及大理地區），以便治理這些地區。漢時把西南絲綢之路稱為蜀—身毒道，即是從四川通往印度的交通道路。但從上述可知，從西南通往印度這條路線，在漢武帝之前就已經存在，巴蜀一帶的商人早就在這條路上，從事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