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教會威望的低落固然削弱了教會的力量，但真正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的是教會腐化奢侈的生活，這是許多宗教改革者急欲根除的弊端。在中古時代，教宗的地位超越任何世俗的君主而成為歐洲的共主，累積的權勢與財富等更是驚人，例如︰教會領有的土地約占當時西歐土地的三分之一，除了領主應享的權利外，還向人民徵收「什一稅」等稅捐。中古後期城市興起後，受到商人牟利行為的感染，教廷從教徒手中搜刮錢財的方法更多，他們利用各種方式牟利。安貧、守貞與服從的誓約早已拋諸腦後，許多鄉村教堂裡的教士開設酒店、賭場以增加個人收入，甚至還娶妻生子。不只低階教士如此，更令人痛心的是連教宗都不能堅守誓約，如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有不少情婦，生子女八人，還為他的子女奪取封建領地；又如教宗李奧十世（LeoⅩ，1513-1521）曾利用他的職權，出賣兩千多個高級教職，平均每年可增加約一百多萬金元的收入。面對如此腐敗的教會，許多人急欲改革。「贖罪券」（Indulgence）是教會歛財的方法，也是促使馬丁路德改革的導火線。贖罪券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為了籌措軍費而發賣的物品，後來成為教廷斂財的工具。教徒透過購買贖罪券，來求得自身罪惡的減免，因此，贖罪券與罪罰的赦免有密切的關係。理論上，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但是教會認為他有能力可以為教徒取得一紙減免狀，雖然不能保證能夠赦免全部的罪惡，但是贖罪券可以減免教徒在世上及死後可能遭遇的苦行與懲罰。此外，為了使行為合理化，教會認為賜與罪人贖罪券，贖罪券領受者出於自由意志而「奉獻」給教會的金錢，並不涉及買賣行為的關係。十六世紀初，教宗李奧十世為了解決財務問題，因而擴大規模發行贖罪券。為了鼓勵一般人多買贖罪券，教會人士常過份吹噓贖罪券的好處，一般人普遍流傳這樣的想法︰「金錢投進募捐箱的當兒，從煉獄中就飛出來一個靈魂」，甚至還將贖罪券比作進入天堂的通行證。因為宣傳得力，能夠免除罪惡的說法頗具吸引力，不少民眾爭相購買贖罪券。但已有人對教廷的行為提出強烈質疑，認為此舉根本違背了聖經的說法。雖然有教宗李奧十世正式公布的教令，允許贖罪券的發售，但不少歐洲國家的君主仍禁止在其境內發售贖罪券，許多知識份子也抱持著反對的立場，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95 Theses）就是針對教廷販售贖罪券的不當而寫的名作。

康熙對天主教並非全面禁絕，而是必須領有傳教執照才能繼續在中國傳教，以便能夠控制傳教士的活動以及監督他們的傳教內容。但有一些傳教士拒絕申請，寧願以非公開的方式傳教。雍正即位後，因傳教士介入皇位之爭，對傳教士不滿，仍予以嚴禁。1724年(雍正2年)雍正諭令信奉天主教的中國人放棄信仰，否則處以極刑，並限西洋教士半年內離華，前往澳門。當時全國有教堂300餘間，自此以後，大部分改?公廨或倉庫等。雍正在位期間，只有北京的天主堂保持傳教活動，其餘各省的傳教活動均屬非法，傳教士只能秘密進入中國傳教。乾隆即位後，雖准許傳教士供奉朝廷，但對傳教活動嚴加取締，1757年（乾隆22年）並下令嚴查各海口，禁止外人自由通行。嘉慶皇帝亦堅持禁教，於1805年5月制訂取締天主教章程十條，嚴諭官員執行。禁教期間，基督教在中國並沒有絕跡，傳教活動仍在暗中進行。中國籍傳教士，打扮成商人，到各地傳教。西方傳教士則儘量打扮成中國人的樣子，以避人耳目。例如打扮成病人，每天以茶洗面，使顏色黧黃﹔休息時，則以被褥蒙首，面壁而臥；並靠著中國教友幫忙，暗地接送傳教士，長期暗藏或供養被追捕的神父。在江南地區傳教者，如1745年(乾隆10年)，義大利談方濟神父（Franciscus de Attimis）在黃安多神父（Antonius Josephus Henriquez）的幫忙下，利用河道，白天蟄伏在教友的船艙，晚上才登陸活動，施行聖事，天明即散。

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同治9年)，牽連許多國家，傷害規模空前，引起各國嚴重的關切，幾乎釀成戰爭。受害者有天主教堂教士修女多人，及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法國與俄國商人。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天津市民懷疑天主堂，認為他們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乃包圍天主堂。豐大業前往交涉，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大肆咆哮，鳴槍示威，隨後又槍傷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遂被氣憤的民眾毆斃。民眾更憤而焚毀天主教仁慈堂，死傷達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處理。根據曾國藩的調查，天主教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是由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非拐騙而來，且當時天津城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被教堂掩埋的嬰屍，也都有心有眼，教士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應是謠傳。曾國藩力辯對洋人的不實謠言，並查緝兇犯，嚴禁滋事，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於是朝野內外皆認為其偏護洋人。朝廷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將曾國藩調為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辦調查。最後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四十六萬兩，並派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流放府縣官員，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數十人，天津教案才告了結。天津教案最後雖能和平落幕，但總理衙門意識到教案頻傳及其後果嚴重，乃擬定了「教務章程」八條，希望能對傳教士有所約束，以調和民教之間的衝突。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教案仍然頻傳不止，甚且愈演愈烈，最後爆發義和團全面性的非理性反教運動。

延壽大師(西元904－975年)，唐末五代十國時僧人。其佛學思想主張結合禪宗「不立文字、明心見性」與淨土宗「往生西方」的修行方法，並且力主會通諸宗教義。他的主張對中國佛教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達摩祖師原是南印度國的三王子，經般若多羅法師的指點，看破名與利，決心拜師潛佛。達摩在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傳布佛法，曾入少林寺千聖山一坐九年，即使拿針戳入身，都不為所動，因此聖名遠播。他倡導「面壁坐禪」以定心性，後世追尊為禪宗祖師。

早期農業社會，土地的收成是人們最大的經濟來源，土地公保佑農作物豐收，農民順利賺錢而致富，隨著環境的變遷，土地公從掌管土地之神兼職轉化成「財神」，民眾除了祭拜土地公祈求發財，有些土地公廟也可以讓人們向土地公「借金生財」，土地公廟從祭祀的場所，轉換成類似銀行的性質，信徒跟土地公借錢做生意，討個好彩頭，一年後再來還錢。人們相信土地公的錢，能帶來好運，保祐大家賺大錢。這種特殊的「借金生財」習俗把土地公的慈悲、有求必應發展的淋漓盡致！土地公是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與人民生計的關係最為密切，凡事都會為請求土地公幫忙。土地公的神格並不高，類似於村里長兼管區警察，幾乎每一村里皆有專屬的土地公廟，甚至有些市街，也有設立土地公廟，所以有「庄頭庄尾土地公」的諺語。土地公是地方守護神，人們都希望土地公能發揮神力，庇護地方平靜，保佑人們平安順利，闔家順利平安。人死後的墳墓建造與維護，均有賴土地公的首肯，因此墳墓旁均會設立土地公神位祭拜。早期只有以石碑刻上「后土」為土地神，現在比較講究者則會雕刻土地公神像的造型。在掃墓時，也會先祭拜土地公，再祭拜亡者，表示對土地公的尊重與感謝。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一、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1836-1921)，英國蘇格蘭人，1860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之後又在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等大學深造，曾擔任伯明罕總醫院住院醫師。 1863年奉英國長老教會之命來中國宣教，其傳教經過與貢獻如下： 1.1865年5月28日在台灣南部的打狗登陸。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 2.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人地區傳教，並設立教會。 3.1868年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台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84年10月20日，因為夫人生病，前往廈門，1885年4月在由該地歸國，1921年過世。他的次子馬雅各二世受父親的影響，也從故鄉來台傳教行醫，主持『新樓醫院』。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84.03.21~1901.01.)，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偕叡理博士(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之後在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崁腳及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1878年5月27日，和五股坑的張聰明(華人)結婚。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 馬偕在台30年間，傳教於漳、泉、客家、平地、高山各族裔之間，設立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達4000人之多。並訓練本地人為牧師，更以拔牙達兩萬顆以上聞名。1900年5月馬偕，因喉癌聲音全部沙啞。11月前往香港治療。1901年1月自香港返台，病況日益嚴重。6月2日馬偕博士經過長久疾病的糾纏，病逝淡水寓所， 享年五十八。三、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09.29)，蘇格蘭人，倫敦英國長老教學院畢業，1867年李庥偕夫人於12月13日抵達打狗(今高雄)，為英國長老教會首任駐台灣牧師，成為馬雅各醫師的好同工。對台灣長老教會主要貢獻為從事傳福音、建立教會和倡導女子教育之工作： 1.先後開拓今旗津、鳳山、屏東、里港、鹽埔、竹仔腳以及客家村落南岸、杜君英等教會。 2.1875年起又遠赴後山(今台東海岸)設立成功石雨傘、富里、觀音山等教會。 3.1879年向台南教士會建議興建女學，並差派女傳教士來臺專責女學之規劃，堪稱倡導台灣女子教育之先鋒。1879年9月因染患瘧疾病逝於台南，葬於高雄。其倡導女學遺志由李庥夫人繼續推動，遂有1887年台南『新樓女學校』之設立。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並致力提倡『婦女教育』，1879年9月29日因病在台南去世。四、甘為霖(Rev.Dr. William Campbell，1841.04~1921.)，蘇格蘭拉斯哥人，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和自由教會學院。他具有冒險性格，於三十歲時志願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抵達高雄旗津，在轉往台南，展開對台灣傳福音工作，其傳教過程與貢獻如下： 1.1872年數度拜訪中部巴宰平埔族和其他原住民部落。 23.1886年與高長搭船前往澎湖馬公佈道，自此開啟澎湖宣教的大門。 3.1891年他在台南設立『訓瞽堂』，開啟台灣盲人教育，更是台灣盲人福利之父，他也為他們刊印浮凸版書，直到1897年由台灣總督府接辦為止。 4.1913年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字數達1萬5千字，至今已發行15版，是台語研究的鎮山之寶。 5.另外對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致力於荷蘭史料的編譯與收集工作，其中以1889的《台灣宣教之成功》和1903年的《荷蘭統治下的台灣》最為珍貴。 他在台灣工作46年，於1917年2月21日返國，1921年9月9日在故鄉過世，享年80歲。日本人鈴木明對他的評語是：『甘為霖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是純粹為了神才前來台灣傳教』五、巴克禮(Rev.Dr. Thomas Barclay，1849.11.21~1935)，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蘇格蘭人。格拉斯哥大學、自由教會神學院畢業。1875年6月5日巴克禮博士來台差派至高雄。 主要有四大貢獻： 1.1876年創設台南神學院，培養本地傳教人才。 2.1885年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推動白話字教育。 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 4.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1895年接受台南府城士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將軍協議不流血入城。1935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台南，一生為台灣奉獻了60年。六、吳威廉(Rev.William. Gauld，1861.02.25~1923.06.)，加拿大安大略省人，畢業於多倫多大學、諾克斯神學院。1892年10月22日加拿大母會宣教師吳威廉牧師偕夫人來台，到達淡水。其傳教過程與其貢獻如下： 1.1901年馬偕去世後，積極推動台灣教會自立自治。 2.1904年膺選為第一屆北部長老中會議長。 3.1912年促成南北長老教會成立『台灣大會』 4.曾協助設立『淡水中學校』、『淡水女學校』，並於1901年與1921年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校長。 5.他擅長建築設計，台北神學校、淡水女學校以及淡水英國領事官邸，皆出自其手筆。 牧師娘專精於聖樂及聖歌隊指揮，努力協助教會事工，許多年間，他在女學校、中學校及神學校教音樂，也使教會在唱詩方面，更為進步。對北部教會西方聖樂的推行有相當大的貢獻。 吳威廉牧師在台奉獻前後32年之久，1923年病逝於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