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土地神的傳說非常多，大都是以慈眉善目的老爺爺形象居多，所以大家都尊稱為土地公。土地公的傳說不外下列四種：1.在傳說中，土地公是專精農事，熱心公益，指導人們從事農耕，農作物獲得大豐收，人們感念他的恩德，所以蓋廟祭祀。2.土地公是為民除害，與大蛇搏鬥而犧牲自己生命。3.土地公是愛民如子，體恤民間疾苦，人們所尊敬的好官。4.土地公是個認真盡職的僕人，為了保護小姐，把所有的衣服給小姐穿，自己活活被凍死，人們感念他的忠誠，所以蓋建廟祭祀。這位慈眉善目爺爺的名字叫做「張福德」，所以土地公又稱為「福德正神」。在人們心目中，土地公從掌管土地的神明逐漸轉變成能夠能夠為民除害、體恤民間疾苦的掌管雜務之神。

民教衝突愈演愈烈，也和基督教義理儀式與中國儒家禮俗衝突有關。中國人對基督教禁止祭祖一事相當不滿。認為不祭祖者，與禽獸幾無差別。而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也讓士大夫不滿。五倫觀念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君臣、父子豈能平等，簡直無君無父。此外，男女共同參加祈禱、聽道等聚會，讓講究男女之防的中國人，更是難以接受。民教衝突的爆發，「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等謠言的散播常成為導火線。由於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產生了溺殺女嬰和拐賣男童的奇特現象。而天主教多設有育嬰堂，收養貧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遺棄的女嬰。教堂為了多方收養以造公德，會給予送養兒童者金錢補貼，如此卻助長犯罪，拐賣兒童案件層出不窮。而一般鄉民無知迷信，誤以為教會收容嬰兒幼童，是為了挖眼剖心以製作蠱藥害人，因此，一有謠言散佈，立即引起公憤，鄉民相率前往教堂理論鬧事，甚至爆發仇教、打教等激烈流血衝突的 “教案”。

遶境進香活動的序幕是從元宵節揭開，在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晚上「擲筊」確定進香出發日期和時辰。大甲媽祖進香的過程中，以「起駕」、「坐殿」、「祝壽」、「割火」、「插香」、「回鑾遶境」、「添火」構成進香活動七部曲。花八天七夜以徒步方式行經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四個縣，十五個鄉鎮，六十多座廟宇，全程約二百七十九公里。 第八天媽祖回駕大甲鎮瀾宮，是遶境活動最後的高潮，進香團們進入了大甲市區，會在各街道遊行，當天大甲居民也會準宴請親朋好友，所以媽祖回駕是大甲鎮最熱鬧的一天。大甲媽祖的進香活動，除了徒步外，各種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如自行車、三輪車、貨車、轎車、遊覽車等。尤其是自行車隊，要求謹嚴，隊員一律穿制服、手戴白手套，是「進香示範隊」。每天在媽祖神轎停留的廟宇前組成隔離牆，方便大轎班行禮入宮停駕，可說是媽祖的「鐵衛」。遶境進香隊伍有「天上聖母」神轎班、轎前吹、三十六執士、哨角隊、神童團、太子團、彌勒團、福德團、繡旗隊、頭燈、頭旗等陣頭，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徒自行組成，隨同「天上聖母」遶境進香。隊伍中造型最特別的就是進香團的急先鋒—報馬仔，他頭戴斗笠，身穿羊毛襖，左腳穿草鞋，腿上還貼著臭皮膏藥，捲起褲管赤腳走路，左手拿著長長的涼傘、掛著豬腳和韭菜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沿途敲鑼通知居民準備香案迎接媽祖，負責察看前方路境是否安全，隨時回報路況。報馬仔的滑稽裝扮在熱鬧的遶境隊伍中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省莆田縣湄洲林永興，自湄洲祖廟奉請天上聖母神像來台，在大甲定居，當時很多人們虔誠信奉湄洲媽祖，紛紛前來參拜，聖蹟靈驗。地方人士見香火鼎盛，徵得林氏同意，於雍正十年興建小祠奉祀。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改建為「天后宮」。乾隆五十二年(1787)，地方人士發起獻地重建，並且正式定名為「鎮瀾宮」。清朝時期鎮瀾宮有湄洲進香的活動，大約每二十年就會號召信徒一起到湄洲進香。當時是從大安港搭船直接駛往湄洲，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日治期間，大安港廢港，總督府嚴禁台海兩岸往來，湄洲進香的活動也就停頓了下來。後來，因北港朝天宮供奉聖父母(媽祖的父母) ，鎮瀾宮改往北港進香。民國七十七年，鎮瀾宮董監事會決定，改往嘉義新港奉天宮，取消了最具神秘的刈火香擔，純粹遶境與進香而已，活動名稱由「北港進香」改為「遶境進香」。

十九世紀，天主教再度來台傳教。當時的社會事業只有孤兒院一項。是由郭德剛神父於1866年派傳教員嚴振(另有一說其名為嚴超)到台南辦理孤兒院，收容孤兒，並花錢雇用乳母哺育年幼嬰兒。一年後有六十多個孤兒入院。而後遭遇動亂，南移高雄。1875年彰化羅厝也成立孤兒院。

1949年中國共產黨驅離神職人員。許多神職人員從中國轉往台灣，繼續從事傳教工作。同時，大批的天主教信徒也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離鄉背井的傷痛，戰後物資的匱乏，使得天主教適時擔負起救助難民的工作。加上當時台灣在外交上與美國親近，獲得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天主教教會並協助美援物資的發放，如麵粉、奶粉等，而被當時人們戲稱為「奶粉教」或「麵粉教」。1960、70年代，天主教獲得迅速的成長。1970年代，天主教徒已有30多萬人，從城市到山巔海邊，遍佈700多所教堂，400多所各級學校和幼稚園，以及將近200家醫院、診所。但此後當台灣的經濟起飛，社會富裕後，民眾對物資救濟的需求減少，天主教的發展即陷入停頓。據2004年的教務統計，台灣天主教的信徒仍維持在3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遠不及佛教、道教數百萬的信徒，也不比基督教各派總和的40多萬人。

哈里發（khali─fah、caliph）意為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哈里發除不能宣佈啟示外，但宗教和軍政大權集於一身，哈里發因此成為伊斯蘭政權最高統治者的專門稱號。西元632年穆罕默德歸真之後，由穆斯林公社依次選出阿布?伯克爾（Abu Bakr）、歐麥爾（Umar）、奧斯曼（Uthman）、阿里（Ali）四人作為哈里發，他們掌權長達三十年之久。穆罕默德死後，不願繼續為了進入麥加而繳稅的阿拉伯各氏族部落的起身反抗，麥加貴族也宣稱已有人受神啟，不願服從哈里發阿布?伯克爾的領導，所以阿布?伯克爾兩年任期內（西元632~634）主要是全力平復這些叛亂。第二任哈里發時期之後，便不斷向外擴張，不只鞏固了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的統治地位，並向半島以外更的地區發展，伊斯蘭教史上稱這個時期為「四大哈里發時期」。

古埃及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國家，依照河水的漲退，一年分為三季：漲水季、退水季和收穫季。河水上漲時，正好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大型建設，退水時則從事播種活動接著等待收穫。農民以實物繳稅，供法老、貴族階級和祭司享用。

中東地區是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該處一直充滿宗教、種族、領土和政治等紛爭。中東地區乃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更是各國兵戎相見的原因。中東包括伊朗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庫德族等，是個多種族的社會，而阿拉伯國家間又有很複雜的政治歧視，領土間的爭執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以、阿間的衝突，更為了中東動亂的根源。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