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廣州是中國歷代以來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之一，與中國各地和海外的交流頻繁，粵菜久而久之的就逐漸吸收各種烹調方式之長，發展出了粵菜的獨特風貌。廣東的物產種類繁多，再加上不斷的由各地傳入新的食材，讓廣東菜是無所不用，也是粵菜勇於挑戰的原因之一。粵菜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細分廣州、潮州、東江三種風味，主流則是講求食材多、手法新的廣州菜。由於集各地口味、各菜系所長，粵菜的風味兼具清、鮮、爽、嫩、滑、脆，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調味方式也兼收各省之法，醬爆、辣炒、醋溜、紅燒，樣樣俱全。 近代又吸收了西菜的料理方式，使得粵菜的變化更上一層樓，不斷的創新求變，這可說是粵菜的最大特徵。

閩菜由於靠海，所以有著眾多的魚類料理與點心製做法，福建的氣候又適合甘蔗的生長，使得蔗糖在福建較容易取得，讓閩菜的香甜滋味獨樹一格。近代又因為成為通商口岸，因而有許多西方的調理技術也跟著被閩菜所吸收。閩菜的共通特色，就是愛用海鮮，調味料的種類繁多，除了常見的蔥、薑、蒜等外，芥末、橘汁、沙茶等等，都是閩菜的調味料。菜餚口味香鮮、酸甜得宜、清鮮溫和。 閩菜又可細分福州、閩南、閩西三小系，福州菜以清淡為特色，湯鮮味美；閩南菜香甜，多用沾醬與佐料，台灣菜的前身。閩西則是較為鹹辣，與客家風味相近。烹法以溜、蒸、煨、炒、糟為主流。

「湘菜」重香氣變化，佐料多用辣椒、豆豉、薑、醋、五香粉等，烹法以蒸、煎、炒、燒、煨、臘為主，特別擅長燻製「腊味」。菜餚往往帶著濃厚焦香，吃起來酸、辣、麻，其中首推雞肉為頭等美味，其次是牛肉、鴨肉。菜相色彩鮮豔，五彩繽紛。 湘菜系下分「湘江、洞庭、湘西山區」等三種地方風味，又以「湘江菜」為主流，選料精、味道濃、氣味佳；「洞庭菜」以水邊禽類、河鮮為主；「湘西山區菜」，則擅長烹煮山珍野味，充滿本地區少數民族的風采。「湖南菜」的歷史可上溯石器時代，戰國時代此區屬越楚之地，物產與氣候和中原大為不同，因此飲食文化就已經獨立於中原地區外，「豆豉」更是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老調味料，也因氣候潮濕，所以盛產香菜類植物，香味也成了湘菜的特點之一。又因境內溼氣重，所以自明朝時從外地傳入辣椒後，湖南人就開始嗜辣，故俗語有「湖南人怕不辣」的說法。但辣味特色與四川的辣法稍有不同，它獨欠辣中帶甜，反以酸辣為主。

中國古代為了適應禮制的要求，為表達對天地、祖先的崇敬和感恩，為奉行各種祭祀活動提供場所而產生壇、廟、祠等建築類型。現存的北京天壇建築群便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處壇廟建築，也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古建築群，因此於1998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文化遺產）。明清兩代皇帝每年「三孟」會在天壇祭天，「三孟」即孟春祈穀、孟夏（夏至）祈雨、孟冬（冬至）祀天，所有祀典分三等，其中以大祀最為隆重，而冬至日皇帝赴天壇祭天便是大祀中的一種。天壇位於北京城區西南部，建於明永樂四至十八年（西元1406-1420年），與紫禁城同時興建。天壇的整個建築布局呈「回」字形，分為內、外壇兩部份，內外壇北端的圍牆高大呈半圓形，南端的圍牆較矮呈方形，象徵中國古代「天圓地方」之說。天壇主要建築物都是圓形的，整個建築群共有祭壇兩座，「祈穀壇」在北，「圜丘壇」在南，兩壇在同一條南北中軸線上，中間有牆隔開。「祈穀壇中是祈年殿。祈年殿是一座有鎦金寶頂的三重檐圓形大殿，殿基庭落在三層圓形的白石台基上。殿檐上深藍色琉璃瓦象徵天空。( 明代原為藍、黃、綠三色，清乾隆時一律改為藍色琉璃瓦。 )全殿高三十八公尺，直徑三十公尺，全憑內外三層共二十八根木柱和複雜的木結構支撐沉重的檐頂。而殿內柱子的數目據說是按天象建的－中央四根龍井柱，象徵四季；中層十二根金柱，象徵十二個月；外層十二根柱，象徵一天十二時辰。加起來二十四根，象徵二十四節令，三層相加二十八根，象徵周天二十八星宿。此殿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木結構体系抬梁式構架的典型作品，也是世界建築藝術的珍貴遺產。「圜丘壇」則是冬至祭天大典舉行之地。

“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日本時代，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合稱臺灣三大林場，太平山開發時間比阿里山晚，採較高效率的「運才軌道」和「架空索道」接駁的方式集材，首先在太平山地區依不同高度舖設軌道，小火車將木材集中運送至索道站，再經由索道將木材「溜放」至下端軌道，如此層層接駁，其實太平山林業產量高於阿里山，風景亦不遜色，卻因不能使用大型鐵路機車，70年代伐木停止，便黯然走入歷史。輕便軌道台車是早年臺灣地方運輸的特有文化，指軌距在500毫米左右，建築標準很低，以人力或小型動力推動的軌道台車。由於早年都是以人力推動，剎車時再以「木棍」摩擦後輪控制速度，又名「手押台車」其歷史比臺灣鐵路的歷史更早，初為運煤之用，大正年間專門載人的輕鐵會社已遍佈臺灣，目前臺灣最後保留的輕便軌道台車在烏來，不過「手押台車」已變成汽油動力的蹦蹦車，難以想像當年人力推行的辛苦。我們每天外出很累，總渴望回家好好泡個澡休息，火車也是喔！車庫就是火車的家，它們白天英勇奔馳載客，回到家也希望能洗個澡並補充養分，火車回到家，便有人會為「他們」洗澡，呵護「他們」，火車的家，中間有一個轉車台，左右旋轉，使他們可以進入或進出車庫。舊山線北起竹南，經苗栗、三義、豐原、台中至彰化，全長89.3公里，日治時代時期舊名為「台中縣」。這段鐵路由於坡度甚大，最高達千分之二十六，山區路段以單線通行，成為西部縱貫線最大的運輸瓶頸。其中「勝興」車站標高海拔402.326公尺，為昔日「臺灣鐵路」最高的車站。

雖然國際化風格完全起源於歐洲，卻已成為美國建築的特色。葛羅培斯和其他包浩斯領導人物在1930年代晚期一起移民到美國。二次戰後數年，國際化風格在范?德羅大力倡導下獲得了實踐，它的特色更在於簡潔、健康以及理性美的設計。結合立方體的簡單、細部的精確及構圖的穩定平衡、外觀的光亮無瑕。由金屬和玻璃所建、外牆如帷幕的摩天大樓數目開始激增。

1206年鐵木真被推為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蒙古軍攻佔中都後，廢除中都之名，恢復燕京舊稱，1264年，忽必烈下詔將燕京改稱中都，府名仍為大興，”燕京”之名從此廢用，1271年，忽必烈正式建國號”大元”，次年2月改中都為大都，並定國都於此，1279年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大都遂成為統一的中國之首都。金中都城是在唐幽州城、遼南京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而元大都城則完全拋棄了舊的城基，在一片新拓的土地上建造起一座宏偉的城市。原因之ㄧ是因為中都城經過金末戰亂，宮殿城防遭到嚴重的破壞，1217年又發生大火災，加上中都蓮花河水系水量不足，不能滿足都城日常用水的需要，另選新址是為了找尋新的水源。最後選中了中都的東北郊作為新址，原因有三：1.此區是金朝宮苑太寧宮的舊址，環境優美；2.太寧宮內的瓊華島是中都一帶的”制高點”，在此處建城有”鎮壓”住前朝的用意；3.新城址可用西北山區的水源，與高梁河接通，引水入城，不僅可以滿足宮廷和居民用水，還解決了大都的漕運問題。主持大都設計規劃與施工的是劉秉忠。劉秉忠（1216-1274）在忽必烈取得汗位之前曾向他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對忽必烈產生極大的影響。元朝建立後，劉秉忠身居太保，對定國號、立朝儀官制、營建大都城池與宮殿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大都城於1267年正式興建，主要工程分為宮殿、城池、河道三項，初期主要進行宮殿建築，1274年大部分完工，然後修築城垣，1283年基本建成大城。現在，北京還保存幾段大都土城遺蹟，從馬甸到皇亭子一段殘垣是北城牆遺蹟，2003年在此建成”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北京歷史的發展，即使是歷經遼之陪都或是金的首都，其影響都未能涉及長江以南的地區，一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此定都，北京才真正成為整個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這種地位從元代開始一直延續到明清，並愈加鞏固。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位置正處於西山山地向平原過渡的山麓丘陵地帶。這一地帶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質成分主要為石灰岩，在經過千百萬年的溶蝕，這些小山中逐漸發育成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龍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紀20年代，在龍骨山東北坡最大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原始人類的牙齒和骸骨化石以及大量遺物、遺跡。這種原始的人類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類學上的正式名稱叫「北京直立人」，俗稱叫「北京人」，這個洞穴後來被稱為”猿人洞”。在北京人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中是先從哺乳動物化石的發掘開始的，1921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當地百姓的指引下開始進行發掘，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發掘出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甚至包括兩枚古人類的牙齒，由於在當時古人類化石相當罕見，所以這項消息的宣布震驚當時中外學術界。因此當時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達成協議決定於1927年正式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後的兩年間，出土大量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以及古人類的下頷骨和牙齒化石。最後總算在1929年12月2日這一天，在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主持下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北京人考古過程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使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復原一窺古人類的真面目。從遺址的文化堆積來看，”北京人”從7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就已生活在這裡，出土了近十萬件的簡單打製石器，以及發現豐富的用火證據，證實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取暖、熟食和嚇退野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