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在輿論和民意代表的催促下，民國79年政府籌畫憲政改革時，即決定規劃省市長民選。行政院長郝柏村於當年10月23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政府不準備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以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和直轄市自治條例來代替，省長民選民選，在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完成立法以後。內政部長吳伯雄於民國81年11月29日指出，省市長民選可以在民國83年底舉行，但需要三項自治法案由立法院通過：一為行政區畫法，二為省縣自治法，三為直轄市自治法；吳伯雄認為如果省市長民選在83年底舉行，此三項自治法規要在民國82年6月完成立法。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

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

王政復古後，日本仍然有不少的封建諸侯，因此明治政府決定廢除封建制度、1869年天皇發表詔書，所有封建諸侯必須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從此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透過有效廢除封建制度，明治政府得以集權中央，有效推行往後的改革措施，這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順利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1889年2月，明治天皇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強調天皇享有最高權力，可決定一切政務，並設置首相與帝國議會。但此部憲法和西方的民主政體或君主立憲有所不同，它強調天皇是神的後裔，將天皇神格化，並不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也因此權力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是一個有嚴格的階級劃分制度的社會。除武士階級、士農工商一般平民外，尚有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社會內部問題嚴重。明治維新開始後，取消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使其與一般平民平等。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全國學習西化。各種軍事工業、民生工業，諸如造船工業、紡織工業等都大力學習西化。並且普?設立西式學校，大量翻譯輸入西方各種制度與理論學說，日本從此逐漸轉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制訂全國徵兵法，模仿德國軍制建立新式陸軍、模仿英國軍制建立新式海軍。不過雖然新式軍隊的建立皆是按照西方的軍事制度，不過日本仍然強調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影響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

漢代時期施行察舉與詔舉之制時，士人應詔，特為禮遇，考士均由公家備車赴京，是以日後稱赴京應試之舉人為公車。1895年，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了馬關條約的苛刻內容後，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考生，上書光緒皇帝，其主張重點為要求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這次考生聯合請願運動事件即為「公車上書」。雖然此行動的三大主張沒有實現，但這次聯合請願運動影響頗大，不僅使康梁師徒兩人聲名大噪，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它也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宣傳的發展，成為清末政治請願運動的起點，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在後三頭時代的內戰中，屋大維最後以雄厚的武力獲得了最終勝利，儘管個人的權力已達高峰。但在改組元老院的時候，凱撒被刺的歷史教訓，讓屋大維體認到君主獨裁的困境，因此在他集權的過程中，屋大維格外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他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即「元首」或「首席元老」之意)，以元首、執政官的名義執掌全國行政，元老院實際受元首控制。因此在歷史上稱屋大維所成立的政府為「The Principae」（元首制）其實是一個獨裁的政治體制。最主要原因是因「第一公民」所擁有的權力包括：（一）「大將軍」之軍權：擁有全國軍隊的指揮權。（二）「首席保民官」之權：使其個人神化、擁有否決權、赦免權等。（三）擁有締結條約和頒佈刺令之權。因此屋大維被稱為羅馬「皇帝」（源於imperator，意即勝利的將軍），羅馬共和時代從此結束，進入帝國時代。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