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的國家，依照河水的漲退，一年分為三季：漲水季、退水季和收穫季。河水上漲時，正好可以進行農業以外的大型建設，退水時則從事播種活動接著等待收穫。農民以實物繳稅，供法老、貴族階級和祭司享用。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醫療傳道」是宣教活動中的重要部分。福音的傳入，多半是藉著醫療行為而進行的。雖然一般中國人對傳教士所開的西醫院仍存有相當多的誤解，如認為西洋醫師對屍體解剖、用酒精保存畸形人體發育的標本、或是幫人開刀等，是不軌的行為。但不少貧窮人家只能求助於傳教士醫師。因此，教會仍利用在華的醫療事業來進行傳教活動。起初教會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規模都很小，數量也不多，通常是附設在教堂裡的。1900以後，傳教士對醫療事業更加注重，對原有的醫院擴大規模，並在各地新設醫院及診所。教會醫療事業的經費來源，有一半來自醫院的收入，另一半是靠捐款。早期開設的教會醫院，一般是不收費，目的是要博得好感，大部分全靠捐款維持，例如伯駕醫生(Peter Parker) 在1835年創辦的「博濟醫院」，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現代化的醫院。伯駕傳教的方法，是在病人手術之前把基督教的小冊子送給病患，向他傳教，手術完之後，又繼續傳教。但後來教會醫院都有收費，只對少數貧病者施醫給藥，條件是必須信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醫療事業雖然是以傳教為目標，但也把西方的醫術、西藥、醫院制度及醫學教育傳入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台灣第一位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畢業於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醫師，1865年6月16日就在府城看西街租得的佈道所行醫傳道，這是『台灣第一』的西醫診所，之後移往打狗的旗後，但已開啟台灣西醫療法之基礎。清末長老教會在各地所開設之醫館共計有： 1.打狗長老教醫館—1865年 2.台灣府舊樓醫館—1868年，新樓醫院前身 3.淡水偕醫館—1880年，馬偕醫院前身。1872年三月九日馬偕博士由加拿大長老教會遣派來台灣宣教，並於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偕醫館」，以醫療傳道之精神。偕醫館設立二十年間，得到當時洋行歷任侍醫之協助，診治民眾病症無數，其中尤以瘧疾為最。 4.大社長老教醫館—1890年，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西式醫療技術使台灣許多治癒者都成為初代信徒。又北部的馬偕博士不是一位正式的醫師，卻專精於拔牙技術，他自稱從1872年至1895年之間，曾經為人拔掉21000顆以上的牙齒。

中東地區是指地中海東部與南部區域，從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的大片地區。該處一直充滿宗教、種族、領土和政治等紛爭。中東地區乃是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聖城－耶路撒冷的歸屬更是各國兵戎相見的原因。中東包括伊朗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及庫德族等，是個多種族的社會，而阿拉伯國家間又有很複雜的政治歧視，領土間的爭執更是層出不窮。然而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以、阿間的衝突，更為了中東動亂的根源。

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中東得天獨厚，具有世界60％豐富的石油蘊藏量，該地石油大多集中在波斯灣沿岸。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後，凸顯出石油乃是現代生活及經濟活動的命脈，牽動世界經濟。石油也導致中東地區石油生產國和非石油生產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成為中東內部潛在危機。石油不僅關乎經濟，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美國、歐洲及日本，其油源約有20％~60％由中東供應。石油短缺，造成供需失衡，原油價格飆漲，重創各國經濟發展，產生嚴重的民生問題。因此促使各國更重視開始尋找新的替代能源，避免過度依賴石油，受制於中東地區。因此，如何確保波斯灣原油供應價格的穩定及維護這個地區水域的暢通關係著西方重要的利益。

希羅多德說：「尼羅河（Nile River）是上天賜予埃及的贈禮。」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全長約6671公里，在埃及境內長度為1530公里，流域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尼羅河谷和三角洲被譽為埃及文化的搖籃。尼羅河河水主要來源來自東非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與愛伯特湖（Lake Albert），以及夏季時降於東非山區的季節性雨水。

達摩祖師原是南印度國的三王子，經般若多羅法師的指點，看破名與利，決心拜師潛佛。達摩在南北朝時來到中國傳布佛法，曾入少林寺千聖山一坐九年，即使拿針戳入身，都不為所動，因此聖名遠播。他倡導「面壁坐禪」以定心性，後世追尊為禪宗祖師。

民教衝突愈演愈烈，也和基督教義理儀式與中國儒家禮俗衝突有關。中國人對基督教禁止祭祖一事相當不滿。認為不祭祖者，與禽獸幾無差別。而基督教的平等觀念，也讓士大夫不滿。五倫觀念在中國已根深蒂固，君臣、父子豈能平等，簡直無君無父。此外，男女共同參加祈禱、聽道等聚會，讓講究男女之防的中國人，更是難以接受。民教衝突的爆發，「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誘姦婦女」等謠言的散播常成為導火線。由於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產生了溺殺女嬰和拐賣男童的奇特現象。而天主教多設有育嬰堂，收養貧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遭遺棄的女嬰。教堂為了多方收養以造公德，會給予送養兒童者金錢補貼，如此卻助長犯罪，拐賣兒童案件層出不窮。而一般鄉民無知迷信，誤以為教會收容嬰兒幼童，是為了挖眼剖心以製作蠱藥害人，因此，一有謠言散佈，立即引起公憤，鄉民相率前往教堂理論鬧事，甚至爆發仇教、打教等激烈流血衝突的 “教案”。

最初，當日本接管台灣，各地發生武裝抗日時，謠傳教徒與日軍勾結，而出現民眾攻擊教會的事件。直到日本控制台灣後，天主教的傳教工作才有所改善。總督府對台灣原有的宗教及基督教，原則上一律不加干涉，因此天主教的傳教工作進展順利。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幾乎與在臺傳教士的祖國－歐洲國家對立，因此總督府對天主教的政策由放任轉為嚴密監控。1939年日本政府頒布「宗教團體法」，將各宗教團體粗分為神道、佛教、基督教三類，以有效控制各宗教團體。1941年日本天主教組成天主公教會，台灣天主教也不得不加入日本天主公教會，成為公教會下的台灣教區，接受日本教會的指揮。後來，在皇民化政策下，台灣天主教在1942年加入「台灣基督教奉公會」。此時期台灣天主教的發展，據1940年教務統計，全臺共有14個堂區，信徒總數9737人。另設有靜修女學校，及高雄與羅厝2處孤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