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初，西班牙人試圖擴張在東亞海域的勢力，卻面臨了荷蘭人的挑戰。荷蘭人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在爪哇島的萬丹(Bantam)成立商館，想控制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貿易，因此在香料群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戰事還波及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荷蘭人認為馬尼拉是西班牙在東亞的重心，削弱馬尼拉才能抵制西班牙人在香料群島的勢力，因此採取了阻斷馬尼拉對外貿易的策略。荷蘭派船隊攔截來自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船隻，以及來自美洲的大帆船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這個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經濟實力，迫使中國商人轉到荷蘭人在東亞的據點貿易，荷蘭搶奪船隻所得的戰利品，也讓東印度公司有更多的戰爭經費與貿易資金。不久之後，荷蘭人成為摩鹿加群島的控制者，西班牙人在當地只擁有一個小島上的堡壘，住民都站在荷蘭人那邊，協助荷蘭人防衛摩鹿加群島，日本也同意與荷蘭通商，荷蘭人在平戶建立商館，並持續在中國、菲律賓海域搶奪中國船隻，將劫掠來的物品銷售到日本。1610年9月，菲律賓總督Juan de Silva 向西班牙國王報告這個消息，1611年12月19日，西班牙國王回信給Juan de Silva，表示支持總督派艦隊攻擊荷蘭人的作法。1616、1617這兩年，荷蘭人又從歐洲派艦隊來東亞，雖然後來被西班牙打敗，但是已經對馬尼拉造成極大的壓力。1616年8月，耶穌會一位省會長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信中抱怨菲律賓的狀況，中國貿易及美洲貿易已經明顯衰退，東方海域充滿敵人的船隻，希望國王能增派兵力到菲律賓。不利的情況終於迫使西班牙檢討國際情勢，1619年，道明會教士馬地內士(Bartolome Martinze)提出轉進臺灣作為新的貿易據點，發展中國及日本貿易的主張。馬地內士曾經兩度到臺灣，他強烈指陳在台灣設立貿易據點的好處，此種看法影響了菲律賓總督Alonso Fajardoy Tenza。1621年，總督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建議在台灣設立據點，以便與中國、日本做生意，這樣就可以不用由馬尼拉到日本，因為馬尼拉的絲價已經與日本長崎一樣昂貴，難以獲利。

對西班牙人來說，雞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住著不知道底細的住民，還必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到雞籠港之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維護統治區域的安全，隨即在社寮島構築防禦工事，分別是面向雞籠港岸邊的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以及靠近海岸邊的小山頂上。主堡聖薩爾瓦多建在社寮島東邊，要塞的主結構鄰近雞籠港，主結構四角外邊還有小稜堡，主結構裡有一塊空地，當成一個小廣場，作為搭建兵營、火器庫房等房舍之用。除了聖薩爾瓦多要塞之外，社寮島還有三個附屬的防禦工事，聖路易士(San Luis)拱衛社寮島與臺灣本島之間形成的狹長水道，即是今日的八尺門；「聖米蘭」(San Millan)蓋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又被稱為「瞭望」(La Mira)堡；「聖安東」(San Anton)蓋在社寮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又被稱為「撤守」(La Tetirada)堡。這三座都是圓堡，也就是圓柱型的小型防禦建築，由於缺乏深厚的城牆，防禦力不如要塞與稜堡，通常是設在海邊或山上作為崗哨，並非主要防禦火力的地方。主堡聖薩爾瓦多擁有最強大的火力與兵力，是防禦領導中心，其他圓堡各司其職，聖米樣堡可偵測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聖路易士堡除了防阻敵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雞籠港灣外，更是防止原住民從臺灣本島進入和平島的前哨站；位於島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堡，屏障整個島上西班牙人的防禦工事，也是西班牙人在戰事失利時，可作為暫時退守的據點。此外，長官官邸、民宅等建築，座落在聖薩爾瓦多與社寮島小山之間的平坦地區，1631年左右，此地約建有30間木造房屋，供殖民地長官與十個已婚的軍官、商務員及其他人居住。1627年，發生淡水原住民首領誘殺西班牙人的事件，1628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 Antonio Carennio)率領遠征軍進入淡水河河口，經過武力激烈戰鬥之後，讓淡水原住民大為恐慌，因而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要求，覬覦淡水一帶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遂同意其要求。1628年初開始，西班牙人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淡水便成為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一處據點。這座聳立在今日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代人稱為紅毛城，西班牙人取名為「聖道明城」(Santo Domingo)。這個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是個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圍繞而成，木樁底部鋪上土石，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要塞使用的建築材料是黏土、蘆葦、竹子和木材，材料雖然簡單，卻成為西班牙人控制淡水河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核心。按照荷蘭人Gerbrantsz Black1629年所繪的北臺灣地圖來看，西班牙人除了蓋了一座要塞之外，還在河邊以木頭圈了一處城寨，應付船隻靠岸及搬運補給時的突發狀況，城寨內還有房舍，可能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等。

16、17世紀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傳教及貿易，佔領北臺灣的目的在於發展與中國的貿易。1628年之後，西班牙透過雞籠駐軍與福州官方聯繫，希望開啟雙方之貿易，但是聯繫了三、四年之久，福州官方卻未同意西班牙人前來貿易，雖然西班牙希望能以葡萄牙在澳門經營貿易之模式，取得福州官方的同意，但是福州官方始終拒絕。福州官方以福州為省會所在，係根本之地，不准外人前來為由，加以拒絕。雖然西班牙人無法透過雞籠與中國展開官方貿易關係，但是民間貿易卻持續進行中。中國人在雞籠的貿易相當久遠，1626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的時候，中國商人即載著米糧和建材給西班牙人，中國商人向來消息靈通，不受任何信仰、政權的拘束，只要有商機就會載運各種商品前來交易。1628年，西班牙船從雞籠回到馬尼拉時，即載運很多中國的商品，當時福州與雞籠、淡水之間的貿易已經頗為熱絡。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第三年，中國商品已經透過雞籠轉運至馬尼拉，而馬尼拉的白銀也流向雞籠，再轉入中國商人之手。 中國商人經營福州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同時也有人經營雞籠到日本、雞籠到馬尼拉的貿易，甚至有中國商人的船從雞籠開往荷蘭人的大員，因此雞籠、淡水只是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貿易據點之一，他們除了從事跨海的貿易，供應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各項物資之外，也與當地的住民貿易。中國商人除了自南島民族住民取得金與銀之外，重要的產品還有硫磺、藤與鹿皮。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前，原住民會大量的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通常是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兩塊價值三里爾(Real)的布可以換取五擔硫磺。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興起一股瓜分中國、強行租借沿岸港灣、劃分勢力範圍的風潮，其中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並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山東港灣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並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西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並租借廣州灣。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由於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反而因此次的瓜分風潮大受限制，再加上美國不願中國的瓜分而影響其在東亞的利益，於是具有強大商業競爭優勢的英美二國共同研商討論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可能性。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照會西方列強各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要內容有二，第一：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內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第二：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內之口岸的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這項門戶開放政策列強各國陸續同意。但由於此項政策主要在於強調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是以通商經濟利益為考量，未顧及到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後，海約翰再度通牒各國，添加一條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至此方算完備。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