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班牙人來說，雞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住著不知道底細的住民，還必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到雞籠港之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維護統治區域的安全，隨即在社寮島構築防禦工事，分別是面向雞籠港岸邊的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以及靠近海岸邊的小山頂上。主堡聖薩爾瓦多建在社寮島東邊，要塞的主結構鄰近雞籠港，主結構四角外邊還有小稜堡，主結構裡有一塊空地，當成一個小廣場，作為搭建兵營、火器庫房等房舍之用。除了聖薩爾瓦多要塞之外，社寮島還有三個附屬的防禦工事，聖路易士(San Luis)拱衛社寮島與臺灣本島之間形成的狹長水道，即是今日的八尺門；「聖米蘭」(San Millan)蓋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又被稱為「瞭望」(La Mira)堡；「聖安東」(San Anton)蓋在社寮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又被稱為「撤守」(La Tetirada)堡。這三座都是圓堡，也就是圓柱型的小型防禦建築，由於缺乏深厚的城牆，防禦力不如要塞與稜堡，通常是設在海邊或山上作為崗哨，並非主要防禦火力的地方。主堡聖薩爾瓦多擁有最強大的火力與兵力，是防禦領導中心，其他圓堡各司其職，聖米樣堡可偵測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聖路易士堡除了防阻敵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雞籠港灣外，更是防止原住民從臺灣本島進入和平島的前哨站；位於島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堡，屏障整個島上西班牙人的防禦工事，也是西班牙人在戰事失利時，可作為暫時退守的據點。此外，長官官邸、民宅等建築，座落在聖薩爾瓦多與社寮島小山之間的平坦地區，1631年左右，此地約建有30間木造房屋，供殖民地長官與十個已婚的軍官、商務員及其他人居住。1627年，發生淡水原住民首領誘殺西班牙人的事件，1628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 Antonio Carennio)率領遠征軍進入淡水河河口，經過武力激烈戰鬥之後，讓淡水原住民大為恐慌，因而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要求，覬覦淡水一帶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遂同意其要求。1628年初開始，西班牙人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淡水便成為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一處據點。這座聳立在今日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代人稱為紅毛城，西班牙人取名為「聖道明城」(Santo Domingo)。這個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是個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圍繞而成，木樁底部鋪上土石，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要塞使用的建築材料是黏土、蘆葦、竹子和木材，材料雖然簡單，卻成為西班牙人控制淡水河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核心。按照荷蘭人Gerbrantsz Black1629年所繪的北臺灣地圖來看，西班牙人除了蓋了一座要塞之外，還在河邊以木頭圈了一處城寨，應付船隻靠岸及搬運補給時的突發狀況，城寨內還有房舍，可能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等。

1641年，雞籠、淡水間的海域已經被荷蘭人控制，1642年4、5月間，荷蘭船航行至淡水，馬尼拉派來的救援船亦於此時到達，卻僅帶來少量的武器與人員，顯然西班牙當局有意放棄北臺灣的經營。1642年8月，西班牙駐軍得到荷蘭即將攻擊雞籠港的情報，而且火力很強大。西班牙駐軍長官 Gonzalo Portillo也從淡水住民得到消息，派人在社寮島東側高地架設兩座砲台，並派兵防守。8月19日，堡壘完成整備之後，荷蘭船隊亦於此時出現，另外還有淡水的住民，帶著弓箭，乘著九艘船前來雞籠，偕同荷蘭人作戰。荷蘭人嘗試於中午登陸，但受到潮流及西班牙砲火壓制，登陸失敗，退回船上。第二天早上，荷蘭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西班牙人派出12名士兵及30持弓箭的雞籠住民前往圍堵，但寡不敵眾，荷蘭人順利登陸，並搶佔社寮島東側山頭，勝負已經底定。雙方對抗五天之後，8月24日，荷蘭人要求西班牙人投降，西班牙駐軍經過內部會議之後，同意投降，這些投降者後來被送至大員，再到巴達維亞。經此一戰，西班牙人離開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佔領臺灣的西方國家。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1492年1月，西班牙依莎貝拉女王完成統一，在宗教狂熱及與葡萄牙海外財富競爭的驅使下，批准了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向尋找通往亞洲航路的計畫，結果哥倫布沒找到亞洲，反而在這年10月來到巴哈馬群島和大安地列斯群島，在當地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地。1519年9月，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a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五世資助之下，率領5艘船隻和270位船員，試圖沿著南美洲南下尋找東方的航道，1520年11月，船隻首次繞過南美尖端，抵達太平洋，四個月之後抵達菲律賓，但是不久之後，麥哲倫捲入當地土著的爭執遭到殺害，剩下的115名船員於5月1日離開菲律賓向南航行，最後抵達有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Kepulauan Maluku）。滿載香料之後，為了防止葡萄牙船隻的襲擊，剩下的兩艘船分別朝反方向航行，向東航行的船試圖從太平洋回國，但還是躲不掉葡萄牙人的追擊，船隻被搶走，大部分的船員遇害。向西穿越印度洋回國的維多利亞號(The Victoria)，則幸運的經由南非好望角回到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艘環繞地球一週的船。麥哲倫之後，西班牙人陸續嘗試從太平洋前往菲律賓，不是遭到葡萄牙人的攻擊，就是因為太平洋風向的關係無功而返。直到1556年，新國王菲利普二世即位，為了經濟需要與傳播天主教的狂熱，下令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總督殖民菲律賓，船隊從墨西哥出發，1565年抵達菲律賓中部的宿霧(Cebu)之後，即開始尋找利用順風返回的路徑，終於在與日本相當的緯度，找到了回程的順風，順著黑潮抵達了現在的美國加州海岸，而後南下，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科(Acapulco)，這條路徑的發現，等於是找到了西班牙與東方貿易的鑰匙。因為宿霧並不適合當作殖民總部，1571年西班牙人轉到呂宋島上的馬尼拉，在當地與中國商人做生意，開啟了著名的太平洋貿易，馬尼拉變成南洋群島和中國的貿易中心，西班牙船隻穿梭在馬尼拉和阿卡普科之間的航路上，帶去的是中國的貨物、南洋的香料及印度的棉布，帶回墨西哥鑄造的銀元，黑潮航線成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生命線。船隻從菲律賓回到墨西哥阿普卡科(Acapulco)港之後，卸下的貨物有的運到南美洲各地，有的由騾子載運穿越崎嶇的山區，運到靠近大西洋岸的賈拉帕(Jalapa)，換取歐洲的貨物和墨西哥銀元，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 Cruz )裝船運回西班牙，完成全球貿易的循環。

17世紀初，西班牙人試圖擴張在東亞海域的勢力，卻面臨了荷蘭人的挑戰。荷蘭人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在爪哇島的萬丹(Bantam)成立商館，想控制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貿易，因此在香料群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戰事還波及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荷蘭人認為馬尼拉是西班牙在東亞的重心，削弱馬尼拉才能抵制西班牙人在香料群島的勢力，因此採取了阻斷馬尼拉對外貿易的策略。荷蘭派船隊攔截來自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船隻，以及來自美洲的大帆船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這個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經濟實力，迫使中國商人轉到荷蘭人在東亞的據點貿易，荷蘭搶奪船隻所得的戰利品，也讓東印度公司有更多的戰爭經費與貿易資金。不久之後，荷蘭人成為摩鹿加群島的控制者，西班牙人在當地只擁有一個小島上的堡壘，住民都站在荷蘭人那邊，協助荷蘭人防衛摩鹿加群島，日本也同意與荷蘭通商，荷蘭人在平戶建立商館，並持續在中國、菲律賓海域搶奪中國船隻，將劫掠來的物品銷售到日本。1610年9月，菲律賓總督Juan de Silva 向西班牙國王報告這個消息，1611年12月19日，西班牙國王回信給Juan de Silva，表示支持總督派艦隊攻擊荷蘭人的作法。1616、1617這兩年，荷蘭人又從歐洲派艦隊來東亞，雖然後來被西班牙打敗，但是已經對馬尼拉造成極大的壓力。1616年8月，耶穌會一位省會長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信中抱怨菲律賓的狀況，中國貿易及美洲貿易已經明顯衰退，東方海域充滿敵人的船隻，希望國王能增派兵力到菲律賓。不利的情況終於迫使西班牙檢討國際情勢，1619年，道明會教士馬地內士(Bartolome Martinze)提出轉進臺灣作為新的貿易據點，發展中國及日本貿易的主張。馬地內士曾經兩度到臺灣，他強烈指陳在台灣設立貿易據點的好處，此種看法影響了菲律賓總督Alonso Fajardoy Tenza。1621年，總督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建議在台灣設立據點，以便與中國、日本做生意，這樣就可以不用由馬尼拉到日本，因為馬尼拉的絲價已經與日本長崎一樣昂貴，難以獲利。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興起一股瓜分中國、強行租借沿岸港灣、劃分勢力範圍的風潮，其中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並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山東港灣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並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西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並租借廣州灣。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由於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反而因此次的瓜分風潮大受限制，再加上美國不願中國的瓜分而影響其在東亞的利益，於是具有強大商業競爭優勢的英美二國共同研商討論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可能性。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照會西方列強各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要內容有二，第一：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內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第二：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內之口岸的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這項門戶開放政策列強各國陸續同意。但由於此項政策主要在於強調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是以通商經濟利益為考量，未顧及到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後，海約翰再度通牒各國，添加一條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至此方算完備。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