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1492年1月，西班牙依莎貝拉女王完成統一，在宗教狂熱及與葡萄牙海外財富競爭的驅使下，批准了義大利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西向尋找通往亞洲航路的計畫，結果哥倫布沒找到亞洲，反而在這年10月來到巴哈馬群島和大安地列斯群島，在當地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地。1519年9月，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anand Magellan)在西班牙國王查爾斯五世資助之下，率領5艘船隻和270位船員，試圖沿著南美洲南下尋找東方的航道，1520年11月，船隻首次繞過南美尖端，抵達太平洋，四個月之後抵達菲律賓，但是不久之後，麥哲倫捲入當地土著的爭執遭到殺害，剩下的115名船員於5月1日離開菲律賓向南航行，最後抵達有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Kepulauan Maluku）。滿載香料之後，為了防止葡萄牙船隻的襲擊，剩下的兩艘船分別朝反方向航行，向東航行的船試圖從太平洋回國，但還是躲不掉葡萄牙人的追擊，船隻被搶走，大部分的船員遇害。向西穿越印度洋回國的維多利亞號(The Victoria)，則幸運的經由南非好望角回到西班牙，成為世界上第一艘環繞地球一週的船。麥哲倫之後，西班牙人陸續嘗試從太平洋前往菲律賓，不是遭到葡萄牙人的攻擊，就是因為太平洋風向的關係無功而返。直到1556年，新國王菲利普二世即位，為了經濟需要與傳播天主教的狂熱，下令新西班牙(今墨西哥)的總督殖民菲律賓，船隊從墨西哥出發，1565年抵達菲律賓中部的宿霧(Cebu)之後，即開始尋找利用順風返回的路徑，終於在與日本相當的緯度，找到了回程的順風，順著黑潮抵達了現在的美國加州海岸，而後南下，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科(Acapulco)，這條路徑的發現，等於是找到了西班牙與東方貿易的鑰匙。因為宿霧並不適合當作殖民總部，1571年西班牙人轉到呂宋島上的馬尼拉，在當地與中國商人做生意，開啟了著名的太平洋貿易，馬尼拉變成南洋群島和中國的貿易中心，西班牙船隻穿梭在馬尼拉和阿卡普科之間的航路上，帶去的是中國的貨物、南洋的香料及印度的棉布，帶回墨西哥鑄造的銀元，黑潮航線成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生命線。船隻從菲律賓回到墨西哥阿普卡科(Acapulco)港之後，卸下的貨物有的運到南美洲各地，有的由騾子載運穿越崎嶇的山區，運到靠近大西洋岸的賈拉帕(Jalapa)，換取歐洲的貨物和墨西哥銀元，最後在維拉庫茲(Vera Cruz )裝船運回西班牙，完成全球貿易的循環。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為晚清維新改革派領導人物。1898年與梁啟超一起進行『戊戌變法』，輔佐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被迫逃往海外，於加拿大組織保皇會，並策劃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事。歸國後民國六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民國十六年在青島病故。其主要著作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康南海詩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康有為之徒，與康有為共同推動變法，世稱康梁。戊戌政變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改革與立憲制度，不斷宣傳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使眾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受其影響而轉變。雖然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在民國成立後，又堅持維護共和制度，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和張勳復辟，而與康有為決裂，民國十八年在北京病故。其主要著作為「飲冰室文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戰爭後投身政治運動，宣揚變法思想，與康梁師徒共同推動變法。由於維新派並無實權，譚嗣同尋求袁世凱的幫助，卻遭到袁世凱的背叛，使守舊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於政變後雖有機會可以脫逃，但卻在瀏陽會館坐等官兵逮捕入獄，最後與劉光第、楊深秀、林旭、楊銳與康廣仁共六人，被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行刑前譚嗣同向圍觀百姓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後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其主要著作為「仁學」。

共和時代晚期羅馬國內因爭奪政權和建立軍事獨裁進行內戰，雖然在西元前60年龐培、克蘇拉及凱撒結成所謂的「前三頭聯盟」，但隨後又進入內戰，龐培於西元前48年在法勒沙【Pharsalus】 戰敗而逃往埃及，不久即遭暗殺。此後龐培的繼承人雖仍繼續與凱撒爭鬥，直至西元前45年凱撒的權力已達顛峰。接下來的凱撒著手進行很多頗有成效的改革，奠定往後帝國建立的基礎，但在西元前44年凱撒遭到暗殺身亡，羅馬再度陷入混亂世界。西元前43年與凱撒有密切關係的三人：密友安東尼、騎兵長官雷必達及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形成後三頭時代，經過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及內戰，屋大維取得最後的勝利。勝利後的屋大維鑑於先前凱撒遭暗殺的前車之鑑，屋大維在集權過程中相當小心，表面上尊重共和，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目的在避免「國王」或「獨裁」等令羅馬人厭惡的頭銜。西元前27年屋大維接受元老院所授予的「奧古斯都」【Augustus】（具有神聖、偉大之意）的尊號，集政治、司法、宗教及軍事最高首長等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已成為羅馬皇帝。

在輿論和民意代表的催促下，民國79年政府籌畫憲政改革時，即決定規劃省市長民選。行政院長郝柏村於當年10月23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政府不準備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以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和直轄市自治條例來代替，省長民選民選，在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完成立法以後。內政部長吳伯雄於民國81年11月29日指出，省市長民選可以在民國83年底舉行，但需要三項自治法案由立法院通過：一為行政區畫法，二為省縣自治法，三為直轄市自治法；吳伯雄認為如果省市長民選在83年底舉行，此三項自治法規要在民國82年6月完成立法。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