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天主教再度來台傳教。當時的社會事業只有孤兒院一項。是由郭德剛神父於1866年派傳教員嚴振(另有一說其名為嚴超)到台南辦理孤兒院，收容孤兒，並花錢雇用乳母哺育年幼嬰兒。一年後有六十多個孤兒入院。而後遭遇動亂，南移高雄。1875年彰化羅厝也成立孤兒院。

在尼羅河河谷地帶，考古學家發現一種底部小圓，腹部粗圓可用來盛液體的容器，學者考證是用來裝葡萄酒的或油的陶罐。埃及的陰間之神?西里斯（Osiris），同時也是葡萄藤（Vines）和葡萄酒（Wines）之神，可見葡萄酒在埃及受到歡迎。啤酒是埃及最受歡迎的飲料。製作時將發芽的大麥做成麵包，將麵包丟入陶缸中與空氣中的酵母菌發酵，就是原始的啤酒了，不過在喝之前，裡面的雜質需要過濾出來。啤酒可以當作工人的工資，在法老的金字塔中曾被發現。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布希致電英國、法國、德國等他國領袖，促請各國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本土遭到恐怖份子攻擊後，布希說美國將領導全世界戰勝恐怖主義，在美國與全世界能免於遭受恐怖主義威脅之前，「美國絕不手軟」。美國不僅要將911事件主謀賓˙拉登繩之以法，並誓言終結支持恐怖主義的組織與國家，欲將恐怖主義連根拔除。911事件後，全球力言共同反恐，但各地恐怖攻擊仍層出不窮，從中東等地及亞洲各地都有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如2002年峇里島爆炸事件、各地美國領事館受到自殺式襲擊等，面對恐怖攻擊仍無法全面防堵，因此如何防恐儼然已成為全球的共同隱憂。

當馬丁路德的思想與著作陸續傳入英國時，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但英國的貴族及教會都反對新教，英國政府因而採取嚴厲的反新教措施，將路德的學說斥為異端，禁止新教言論的散佈，逮捕倡導新教的改革人士，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甚至還親筆寫了一篇「七大聖典衛護論」（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以反駁馬丁路德，並且為了表示忠於教宗，還特別包裝以金色封面，派遣特使呈獻給教宗李奧十世，李奧十世封贈亨利八世為「信仰衛護者」（Defense of the Faith）。不久之後，亨利八世卻因為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廷決裂。原來亨利八世的哥哥亞瑟（Arthur）娶了西班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為妃，不到半年，亞瑟去世，為了延續與西班牙王室聯姻的機會，便將凱薩琳改配給亨利八世。凱薩琳比亨利八世大六歲，兩人所生的子女多數夭折，只有瑪麗（Mary）一人存活，加上凱薩琳已難再生育，於是亨利八世想起了舊約聖經中所言︰「人若娶兄弟之妻不能生子」，認為自己應是違背天意而遭天譴。此時，亨利八世迷戀上凱薩琳身邊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寶琳（Anne Boleyn），深得亨利八世喜愛。亨利八世於1527年向教宗提出離婚要求，以年幼被迫與寡嫂成婚為由，請求當時的教宗克力門七（Clement Ⅶ）批准其離婚案。面對此案，克力門七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若批准了離婚案，則勢必為教廷埋下後患，因為凱薩琳是西班牙兼神聖羅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而且查理五世的軍力控制了羅馬等地；若不批准離婚案，則又得罪了亨利八世，克力門七世只得採取拖延戰術，壓下此案不批。亨利八世對教宗的拖延感到不耐煩，在國會的支持下，遂自任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成功結束他與凱薩琳的婚姻關係。亨利八世雖然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控制，但英國國教派仍保有舊教的教會組織、教義解釋、禮拜儀式等。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年僅九歲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1537-1553）即位。因為輔政大臣傾向新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mmer）在1548年寫成「公共祈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一書，並經國會通過，下令全國的教堂一體遵行。政府積極的清查教堂的財產，同時焚毀與天主教相關的著作或是祭品，甚至禁止望彌撒，使得舊教在英國反而成為異端。西元1553年，愛德華六世病逝，其姊瑪麗繼承王位。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新教信仰者當政的時期，她的信仰讓她飽受苦難。1554年，她下令全國恢復天主教信仰，規定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屬非法，不得活動與散發出版品。但英國國內的新教勢力並未因此衰微，瑪麗王后甚至聽聞新教徒正策劃叛變，為了貫徹天主教信仰，大開殺戒，前述的大主教克蘭姆也是殉道者之一，受迫害的新教徒因此稱她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段迫害時期並不長，她在1558年病逝，由亨利八世與安妮寶琳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羅馬教廷因為伊莉莎白一世的身世而拒絕承認她合法的英王地位，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恢復新教，使得英國教會再次脫離羅馬教宗而獨立，確立英王是英國國教派的領袖，並且修訂「公共祈禱書」，通令全國各教會採行。西元1563年，制定「三十九信條」（Thirty nine Articles），作為全英國國教派遵守的教規，奠定了英國國教派的教禮、教義之基礎。伊莉莎白一世不僅打壓了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新教的極端派—清教徒（Puritans）的批評，這些清教徒後來便遠走北美洲，開闢新天地。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醫療傳道」是宣教活動中的重要部分。福音的傳入，多半是藉著醫療行為而進行的。雖然一般中國人對傳教士所開的西醫院仍存有相當多的誤解，如認為西洋醫師對屍體解剖、用酒精保存畸形人體發育的標本、或是幫人開刀等，是不軌的行為。但不少貧窮人家只能求助於傳教士醫師。因此，教會仍利用在華的醫療事業來進行傳教活動。起初教會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規模都很小，數量也不多，通常是附設在教堂裡的。1900以後，傳教士對醫療事業更加注重，對原有的醫院擴大規模，並在各地新設醫院及診所。教會醫療事業的經費來源，有一半來自醫院的收入，另一半是靠捐款。早期開設的教會醫院，一般是不收費，目的是要博得好感，大部分全靠捐款維持，例如伯駕醫生(Peter Parker) 在1835年創辦的「博濟醫院」，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現代化的醫院。伯駕傳教的方法，是在病人手術之前把基督教的小冊子送給病患，向他傳教，手術完之後，又繼續傳教。但後來教會醫院都有收費，只對少數貧病者施醫給藥，條件是必須信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醫療事業雖然是以傳教為目標，但也把西方的醫術、西藥、醫院制度及醫學教育傳入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法顯，（399?416）東晉高僧，平陽郡武陽（今山西省襄丘縣）人。俗姓龔，三歲為沙彌，二十歲受比丘戒。因感於當時律典的缺乏，乃於晉安帝隆安三年，以六十歲高齡，結伴十人同行，徒步經西域和中亞十國抵達天竺（印度）求法。

馬丁路德出生在德國中部撒克遜（Saxony）的一個天主教農村家庭，家中生活清苦，父母勤奮而節儉，對路德的管教嚴格。在父親漢斯的栽培下，路德刻苦自勵進入艾福特（Erfurt）大學，原本專攻文學，後來修讀法律，期望能成為律師。西元1505年，路德與朋友在前往艾福特城的途中，突遇暴雨，一個雷擊從天空劈下，竟擊死了身旁的好友，路邊的樹木也著了火。路德在驚恐萬分之餘，便向上天禱告︰「神啊，若能得到您的恩助，我將獻身於您啊！」路德平安得救後，不顧父母反對，放棄法律，轉而攻讀神學，並且毅然進入修道院，立志遵守安貧、守貞與服從的戒律，終生為上帝服務。路德原本希望能藉著修道院的苦行生活，以求得心靈上的解脫，但路德仍不時感到困惑，從未有被上帝赦免的感覺，反而覺得自己背負著沈重的原罪。在此期間，路德大量研讀聖經、神學著作等，並且接觸了不少十四、十五世紀的神秘論著。這些被當時教會視為「異端」（Heresy）的神秘主義者，幾乎都主張不必理會大部分教義，不必注重儀式，宣稱不需教士或聖事的助力，即能接近上帝等。當時教會則堅持必須要有權威性的領導，以避免陷於個人的幻想與理論的混亂中。例如︰十四世紀英國的韋克力夫（John Wycliffe，1320-1348）教派便反對教士的獨身生活、崇拜偶像、朝聖的遠行，反對為死者祈禱、教會的財富及捐獻，反對崇拜聖物、告解的必要等；並且主張人人都應經常閱讀聖經，並且應遵守其中規定。另外，在波希米亞的約翰胡斯（John Huss，1373-1415）受到韋克力夫的啟示與影響，亦反對幻想式的崇拜、耳聽式的告戒和繁文縟節的宗教儀式，攻擊教士的聖職買賣罪，並指責神職人員對洗禮、分娩、奠祭、婚姻或喪葬等事收取費用，這些主張導致胡斯被處以火刑。但他的理論影響了整個日耳曼，其中也包括馬丁路德，路德因而對現有的神學理論與解釋產生了質疑與困惑。某日，他被羅馬書一章十七節的一句話所震驚：「義人必因信得生。」只要信仰上帝，便能與上帝和好，這句話成為他宗教改革理論的根基。1508年，路德被聘為威丁堡（Wittenberg）大學的教師，不久又取得了神學碩士學位。1512-1517年之間，他對宗教的觀念已漸漸與羅馬教會悖離，而真正點燃路德怒火的是贖罪券的販售。一位名叫泰澤爾（Tetzel）的修士，為了重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擴大發行贖罪券。當時的教宗李奧十世生性闊綽，負債如山，為了開闢財源，也同意泰澤爾的點子，並且發布教令，在歐洲各國出售「贖罪券」，許多愚夫愚婦爭相購買，以為能得到拯救。正當教會前往日耳曼的威丁堡販售贖罪券時，管轄此地的日耳曼撒克森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侯認為贖罪券的販售是一種非法斂財的行為，不但禁止教會進入其境內販售贖罪券，也禁止其境內的人民購買。當時在威丁堡大學任教的馬丁路德得知這個消息，也十分憤怒，以拉丁文發表了反對贖罪券發售及贖罪券無用的「九十五條論綱」，並在1517年貼於威丁堡教堂門上，揭開宗教改革的序幕。九十五條論綱被大量印刷，而且被譯成德文，廣泛流傳。路德大膽向教宗及教會的權威挑戰。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民間練拳風氣加上鄉團和秘密宗教的組織。興起於1887年(光緒13年)山東冠縣教案，因教民拆毀玉皇廟改建教堂，發生群眾襲擊教士、教民事件。此後在官方的縱容之下，勢力日大。1897年(光緒23年)，山東民眾攻擊德國教堂，德國趁機進占膠洲灣，築路開礦，山東仇外情緒高漲。1899年(光緒25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篤信義和團神力，可抵禦洋人，故義和團氣焰愈高，到處焚毀教堂、殺教民，致愈演愈烈。經外國公使一再抗議，清廷改派袁世凱前往鎮壓，義和團無法在山東立足，乃向天津、北京進發。1900年義和團在慈禧太后的縱容下，圍攻使館、殺教士，遂有八國聯軍之役，北京淪陷。最後清廷求和，簽訂「辛丑條約」，才告落幕。這一次事變中，義和團民焚毀教堂，屠殺教民，使得京師大亂。京城內外所燒毀的西人住宅共計有三十四所，教堂十八所，男學堂十二所，女學堂十一所，傳道學堂四所，施藥局十二所，醫院八所，印刷處三所，盲人學堂一所。基督教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也使他們反思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教訓，開始注意約束教士、教民，盡可能的尊重中國的風俗禮儀。事後，洋教處境大為改善，一方面清廷態度丕便。由仇外改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宣佈實行新政。另一方面，中國人對傳統迷信、巫術已無信心，對於教會在中國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也有好感。此外，在庚子新政時期，報刊的宣傳使得中國民眾對基督教有更多的了解，也多少幫助清廷調整對教會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