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歷史學家根據考古資料推斷，世界上最早的學校是由蘇美人所創立的「泥版書屋」（e- dub- ba-a，意思是分配泥版的屋子）。在19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的考古遺址烏爾考古時，發掘出了一些建築物，它們有兩個特點：屋裡有幾排排列整齊的泥墩，而且有些稍高的泥墩排列在一塊，好像是現在學校中學生們使用的課桌椅；第二，這個屋裡發現了將近二千塊的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此外，法國考古學家在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城也發現了類似的建築結構，馬里城的房舍包括一條通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13.4公尺、寬7.6公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他們推斷這些遺址是稱為是現今發掘世界上最早的學校，年代可溯及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從烏爾的考古文獻（泥版）中考古學家則發現，蘇美人曾經對於「泥版書屋」下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比喻：「閉著眼睛走進去，睜著眼睛走出來。」這個比喻的意思象徵著蘇美人認為，人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是處在閉著眼睛的心靈渾沌狀態，經過學校的教育之後，才能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告別渾沌。這個比喻十分有趣，深刻描寫出學校的功能。在烏爾的泥版書屋中，至今已發現600多個泥版，其中100多個泥版由於殘缺嚴重而無法分辨。這些泥版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大小不一。歷史學家發現，這些泥版的內容大多為經濟文獻與字詞表兩種類型，顯示當時蘇美人已有分門別類的課程與科目，如有些泥版上刻著「容器表」、有些則呈現出「樹木表」。考古學家還發現泥版中有臨摹的範本字體，就如我們學習寫書法時的臨摹字帖一般；學生經由泥版學習有關文字、數字、符號、丈量、動、植物名、文學、祈禱文、史詩等。在蘇美人的時代便很重視學生的學習內容，讓每個人習得生活中的基本能力。

關於中國纏足的起源有許多說法，大體而言，有商代的妲己、秦始皇時以小腳為選美女的標準之一、齊東昏侯的妃子步步生金蓮等例證。但經過考證後，認為以上的說法主要是提到「小腳」，但出現小腳並不等於纏足（用人工力量造成），只能說明古人有以腳小為美的審美觀而已。目前，大多接受始於五代十國的南唐的說法，因為李後主後宮的窅娘，在金蓮上跳舞時，的確是用布將腳纏緊。但完全用人力扳折腳板、用布纏腳的纏足，出現的年代應該更晚。大體而言，纏足的風氣在北宋才逐漸形成，當時婦女纏足的人數不多，且以妓女為主。到了南宋，人數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至南宋末年時，小腳已成為婦女的通稱；元時人數更多，且出現以不纏足為恥的觀念。纏足真正的普及，基本上是要到明清時代。而這股風潮直到民國20年代左右，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纏足之風才慢慢消退。至於纏足的傳播，首先自宮廷傳出，而為歌妓仿效，之後民間富家閨女也開始流行，最後才為一般民間婦女所接受，而廣為流傳。另外，此一風氣主要由北方傳向南方。至於足部的形狀，則是由大而小、且愈來愈纖小、由直而彎弓。婦女纏足，是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徵意義。雖然纏足並不侷限於上層社會的婦女，但由於在行纏期間無法工作、且需要有人攙扶，故真正有能力為女孩纏足者，甚至達到三寸標準者，基本上是需要一定財富的家庭才能達成。

位於山東省曲阜市南門的山東孔廟

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置於高雄港區內濬港工程所填出之土地上（中島專區），面積68.36公頃，各項主要公共工程，始於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完成於五十五年十二月，為中華民國第一個加工出口區。

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為晚清維新改革派領導人物。1898年與梁啟超一起進行『戊戌變法』，輔佐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被迫逃往海外，於加拿大組織保皇會，並策劃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事。歸國後民國六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民國十六年在青島病故。其主要著作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康南海詩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康有為之徒，與康有為共同推動變法，世稱康梁。戊戌政變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改革與立憲制度，不斷宣傳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使眾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受其影響而轉變。雖然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在民國成立後，又堅持維護共和制度，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和張勳復辟，而與康有為決裂，民國十八年在北京病故。其主要著作為「飲冰室文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戰爭後投身政治運動，宣揚變法思想，與康梁師徒共同推動變法。由於維新派並無實權，譚嗣同尋求袁世凱的幫助，卻遭到袁世凱的背叛，使守舊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於政變後雖有機會可以脫逃，但卻在瀏陽會館坐等官兵逮捕入獄，最後與劉光第、楊深秀、林旭、楊銳與康廣仁共六人，被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行刑前譚嗣同向圍觀百姓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後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其主要著作為「仁學」。

琉球原為清國的藩屬國，也是日本一直所覬覦的目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對於搶奪清國藩屬國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息過，藉由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再加上清政府忙於平內亂以及應付西方列強的進逼，沒有能力再與日本周旋，所以在北京專約中承認日本「保民義舉」的行為，成為日後日本併吞琉球的藉口。 這種條約的簽訂，除了金錢上的損失外，更重要的是喪失了國家的尊嚴與地位，也越發的讓日本看穿中國只是一隻紙老虎。而清政府既然承認日本出兵為「保民義舉」，日本乃於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日本明治8年），公然的阻止琉球向清國朝貢，並命其改用明治年號，繼而命琉球國王尚泰上京（東京），向日本天皇表示感謝日本「保護」琉球民的「恩德」。1879年，更乘「廢藩置縣」政策的進行，正式改琉球為「沖繩縣」。

藉由評量單了解學習成效

清水巖，又稱「清水祖師廟」、「祖師公廟」，建於1932年，相傳淡水的祖師爺是在清朝咸豐年間由安溪清水巖本山的僧侶，恭請祖師爺神像，親自背著渡海來台滬尾港的。祖師廟是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重建，建在一座高丘上。每年農曆五月初六大拜拜往往吸引眾多信徒參加，在日據時代已是經由日本政府認可的廟會。

加強生物技術農業應用的研究開發：臺灣從1998年將生物技術列入“國家研究計劃”以來，在減少農藥、化肥的使用及防止農業廢棄物污染方面，研究開發出不少既簡便又實用的生物技術。(1)加強生物防治，減少農藥使用開發利用天敵、病毒、病菌等生物防治技術。臺灣已在省農試所興建一座天敵隔離檢疫室和生物防治研究室。有些已廣泛應用，僅推廣果實蠅誘殺防治，每年減少水果受害損失就達4億元，並建立殘毒檢驗制度。開發土壤添加物、植物營養液。其主要增強植物體質、防止多種病蟲害。其原料基本均以蔗渣、樹皮、蔬菜殘葉、蚵殼之類廢棄物為主，使之既含有改善土壤理化性狀與酸鹼值的成分，又含有直接毒殺或抑制病菌的成分。(2)利用生物技術開發有機肥生產為減少化學肥料使用、生產高品質農產品，臺灣還充分利用農牧廢棄資源開發有機肥生產。(3)致力分離有效微生物，開發微生物肥料乳酸菌、放線菌、光合菌、內生菌根菌、根瘤菌等的分離研究已初顯成效。在防止農業廢棄物污染方面，臺灣積極利用生物技術，開發變廢為寶的再生利用技術。生物技術開發不僅減少農業廢棄物污染，同時也推動農業生產的良性循環發展。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