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決定將福建市舶司，由泉州遷到福州，此後福州就成為對琉球開放的唯一港口。琉球的貢船每次都挾帶貨物，進行貿易。明朝政府派往琉球冊封的船隻，也進行同樣的活動。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

五代時，泉州便出口陶瓷。處州瓷器（哥窯、龍泉窯）、泉州青瓷器在世界均享有盛名。建陽的建窯以黑釉聞名，所產兔毫盞是品用斗茶（註：茶藝比賽）者愛好的瓷盞；阿拉伯人也熟知建瓷 Ghazar-Sini。伊德里西稱贊泉州 Susah：“建築美麗，買賣興隆、商務信譽，馳名於世；所產瓷器，極其精美。中國所稱的建瓷，尤其別緻”。建瓷的名聲之大，在青釉、青白釉、白釉與醬釉之外，別具一格。泉州附近各縣，外銷窯十分集中，德化就有四十八處窯址，宋元之際已在世界展露頭角。馬可?波羅特別提到，刺桐城附近的泉州Tiunguy“製碗和各種瓷器，既多又美，價格便宜。除了這個港口之外，其他港口都不出這種東西”。他說的泉州（閩南語譯音）瓷便是供外銷的泉州青瓷（土龍泉），但著名的德化瓷也是使用這個名稱。泉州的市舶之利，自宋代起即日趨顯著，自元代達到高峰。南宋時的泉州，不僅是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同時也成為伊斯蘭教徒在中國的主要群居地之一。這些以經商為主的伊斯蘭教徒，不但繁榮了泉州當地的經濟，同時也在當地興建清真寺，增加了當地的伊斯蘭教景觀。此外，這些伊斯蘭教徒在中國為官者日多，其中甚而能影響當時中國政局的發展，蒲壽宬和蒲壽庚兄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史載吉備真備於玄宗開元五年入唐，在長安學經史、名刑、算術、陰陽、曆道、天文……等，窮涉眾藝，回國時帶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一卷。後出任孝謙天皇之侍講，後官至右大臣，以出身卑賤而居高官，為當時少見之事。

統一新羅時代，王室企圖用儒教的政治理念鞏固專制王權的體制，儒教勢力遂漸能與佛教分庭抗禮。儒學對朝鮮的唐化之影響，具體彰顯於西元六八二年設立國學，後實施讀書三品科的科舉考試制度，學習內容包括論語、孝經、禮記等政策中，顯見中國文化影響。新羅末期赴唐留學生中，通過中國賓貢科考試者五十餘人，其中崔致遠亦享名於中國。

漢武帝對匈奴取得重大勝利後，在河西走廊置四郡、玉門關和陽關。自此，玉門關和陽關分別成為古代中原通往西域以至中亞、歐洲等地北南兩路的重要關口。陽關因為在玉門關之南，故名為陽關，故城今已不存。在南湖鄉西面的古董灘，有大片明顯的版築建築遺址，出土漢、唐遺物較多，故普遍認為此處就是古陽關遺址。遺址北面墩墩山頂的烽燧，保存較完整，被認為是古陽關候望之處，故有「陽關耳目」之稱。

在唐三彩動物俑中，以馬和駱駝的塑造最為成功。唐三彩馬，具有頭小，頸長而粗，比例均稱，膘肥體壯，肌肉清矍有力，神駿矯健的特點。馬的姿態生動有趣，有的靜靜地站著，有的緩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鳴，有的低頭啜飲或啃蹄，神態無不惟妙惟肖。 而三彩駱駝，背載絲綢或馱樂隊，仰首嘶鳴，那赤髯碧眼的牽駝俑，身穿窄袖衫，頭戴翻簷，再現了中亞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憶起當年駱駝叮噹漫步在〝絲綢之路〞上的情景。它們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看到這些三彩駱駝及胡俑，我們彷彿看到在黃沙漫漫的大漠之上，一批又一批異域商人牽著載滿絲綢寶物的駱駝，正風塵僕僕地長途跋涉在絲綢之路上。而陣陣駝鈴聲，則傳達出中西友好交往的佳音。

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正月，文成公主與吐魯番王松贊干布合婚。一行人由禮部尚書李道宗護送下，帶著豐厚的嫁妝，除家具器皿、珠寶飾物、綾羅綢緞、藥物、蠶種、榖種外，更有博士文集、歷史編年紀與各類經典三十卷，由青海入藏。 文成公主好佛，除了將佛教帶入藏之外，同時也為青藏高原的人民，帶來了漢唐先進的科技文明。入藏的漢族工匠耐心地向當地人民傳授冶金、農具製造、紡織、建築、製陶、碾米、釀酒、造紙和製墨等技術。而松贊干布不斷「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書疏」，幫助擬寫文書公告。自文成公主下嫁至贊普去世（西元640-650年），唐朝與吐蕃一直維持和平關係。文成公主於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去世，她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年。藏族人民懷念文成公主，用兩個節日紀念她。一個是藏曆四月十五日「沙喝達瓦節」，即公主到達拉薩的日子；另一個是藏曆十月十五日，相傳是公主誕辰。文成公主對漢藏兩族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藏族人民崇敬她，不僅在於她對西藏經濟文化的發展貢獻良多，更主要的是她帶去了漢族人民對藏族的友誼和幫助。

清乾隆初期安溪人董日旭、李國開來到這裡開墾，並建公館收租，是三角湧地區開闢的開始。因地處大嵙崁溪、三角湧溪、橫溪三合匯流之處，故稱為三角湧莊，一九二零年改為三峽。同治初年，又有一位來淡水之荷蘭人，為了經營茶葉曾僱用淡水工人，到三角湧山員潭仔開墾山坡地二、三百甲，並由南洋輸入茶樹栽植製茶。同治二年，公館尾的富家李三朋曾到艋舺經商，和王益興合資開設北郊金益泰號。後自創安記號於艋舺舊街，置大船數隻，航行於大陸各港埠之間，累積了許多財富。此外，三角湧人還有許多人以水路進出艋舺、大稻埕經商。 大正、昭和年間，三峽仍以出產茶、樟腦、木材、木器、家具、米粉、染布、木炭而聞名。這些三峽特產，多由紅頭船運到萬華、台北銷售;再原船載回日用雜貨百貨回三峽。大正八年建造桃園大圳石門攔水堰，大嵙崁溪中下游河水減少，再加上三峽與板橋台北間的公路通車後，船運漸減，終至絕跡。

阿倍仲麻呂於元正朝（西元七一六年）被為遣唐留學生，後易姓為晁衡，歷仕唐廷要職，先後出任左補厥、祕書監、左敵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在華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與吉備真備同為日本遣唐使時代派往唐朝留學生中最著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