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教育是維新人士最重視的問題。籌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立高等學糖、郡城設立中等學堂，州縣設立小學堂。鼓勵地方興辦新式學堂，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華僑學堂。設置各種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定期舉行經濟特科，挑選學生赴東西洋遊學，辦理官報，獎勵著作發明。其中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此一項目引起極大的爭論。澄清吏治，廣開言路，准士民上書。裁撤閒散衙門冗員提高效率。汰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以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河道總督。設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皋、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選派宗室王公遊歷外國。經濟：設立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廣設農會，刊行農報，購買農器，獎勵製造發明，給予專利權，振興工商業。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編制國家預算。下令各省編譯農務書籍。軍事：切實裁兵仿西法練軍，力行保甲制度，改習洋操。變更武舉考試，一律改試槍砲，籌辦武備大學堂。令八旗改習洋槍、洋操，裁減綠營，逐漸實施徵兵制，各省辦理訓練新式軍隊。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後，順利在中國進行通商、傳教。滿清政府不僅無法有效抵抗，甚至屈服順從。由於通商、傳教等問題在中國各地引起相當多的衝突與民怨，形成一股排外風潮，進而激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因為滿清政府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國家領土、不能庇護國家人民，因而想要把它推翻，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謂舊體制，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倫理關係和價值觀念。這種舊體制下的一切與當時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又無法與之競爭。中國傳統式的農業經濟無法抗拒西方現代式的工商經濟，中國的專制政治也無法抵抗西方的立憲政治，中國的天朝觀念也無法抗拒西方的條約外交、強權外交。僅是將舊體制進行改革，無法應付嚴峻的時代環境。清人以少數民族入關以後，自始自終都一直在防制漢人，透過官制、八旗軍制、禁止通婚等手段以確保滿人本身的統治權。清代中葉以後，無論是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其中都包含著漢人與滿人的種族衝突對立情緒在內。清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而鴉片戰爭以後，屢次戰敗的對外賠款，使國家經濟財政每況愈下，再加上西方工商業的入侵，對外貿易的入超，都使中國的財政經濟的負擔日益嚴重惡化，整個國家陷入國困民貧的狀態。清廷在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後，舊士紳階級失去獲取官員地位的機會，而學習西方知識的新知識份子或留學生也不依靠科舉制度。在舊士紳階級、新知識份子二者都失去出路後，清廷政權也失去根本的基礎。

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王政復古後，日本仍然有不少的封建諸侯，因此明治政府決定廢除封建制度、1869年天皇發表詔書，所有封建諸侯必須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從此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透過有效廢除封建制度，明治政府得以集權中央，有效推行往後的改革措施，這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順利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1889年2月，明治天皇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強調天皇享有最高權力，可決定一切政務，並設置首相與帝國議會。但此部憲法和西方的民主政體或君主立憲有所不同，它強調天皇是神的後裔，將天皇神格化，並不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也因此權力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是一個有嚴格的階級劃分制度的社會。除武士階級、士農工商一般平民外，尚有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社會內部問題嚴重。明治維新開始後，取消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使其與一般平民平等。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全國學習西化。各種軍事工業、民生工業，諸如造船工業、紡織工業等都大力學習西化。並且普?設立西式學校，大量翻譯輸入西方各種制度與理論學說，日本從此逐漸轉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制訂全國徵兵法，模仿德國軍制建立新式陸軍、模仿英國軍制建立新式海軍。不過雖然新式軍隊的建立皆是按照西方的軍事制度，不過日本仍然強調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影響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

(一)日月潭逐鹿邵族人說他們的祖先原來住在阿里山，也有另外一說，說是原來住在台南府城附近。在很久很久以前，邵族的一隊獵人在山中打獵時，發現了一隻肥碩的大白鹿，大夥兒於是驅趕著獵狗，一路翻山越嶺地追大白鹿，邵族祖先在追逐白鹿進入深山後，沿路在樹林上以獵刀削下一片樹皮做為路標記號，追了好幾天正當大家精疲力盡時，看到眼前竟然展現出一片湖光水色，邵族人追逐的那頭白鹿走投無路，衝入了湖泊之中，一路奔逃的熱蹄被冰冷的湖水一凍，更是僵硬難動了。邵族祖先獵得了白鹿之後，白鹿紅色的血和內臟吸引來多得數不清的魚類爭食，隨行的長者族人把撈得的魚類謹慎地先試食一番，不但沒有中毒，而且發現湖中的魚群美味可口到極點，其後才允許成年的族人食用。大家真是高興極了，湖泊區不但景色優美怡人，而且湖中有那麼多取之不盡的魚類，這真是上天賜給族人安居的好處所，於是趕緊循著削下樹皮的記號回到原社去帶來族人，從此邵族就在日月潭定居下來，日月潭變成了他們的故鄉。(二) 祖靈籃(公媽籃)的由來邵族人剛來日月潭定居的時候，頭人的妻子懷孕生子，生下的是一黑一白的孿生兄弟，這在當時是件大大不祥的事情，於是頭人把黑嬰丟到潭中淹死。第二天夜裏頭人夢見被丟棄到潭中的黑嬰來託夢說：「今我已死，此後全族每戶人家都必須以一籃置放祖先的衣飾，作為祖靈的居處而供奉之，不得有誤，否則將有大禍。」次日，頭人將此事告知族人，大家都非常驚恐，於是每家都準備一只籃子，內置祖先衣服和飾物，作為祖靈的象徵，此後族人遇有重大事情，都以祖靈籃做為祭告求佑的對象，而族人也因此享有平安、健康且衣食無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