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日本在美國培理艦隊壓迫下，被迫打開閉關自守的門戶。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政治與社會現況的不滿再加上外來的威脅，興起一股「尊王攘夷」的風潮，這股風潮迫使幕府大將軍在1868年將權力交還給15歲的明治天皇，此一政治運動稱為「王政復古」或「大政奉還」，結束了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時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祭告天地，宣讀「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共展經綸。三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四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的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維新」從此開始，日本此後就在以天皇為國家精神象徵、五條誓文為改革基本綱領走向西化改革的新政。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嚴復年輕時以優異成績被派往新加坡、日本、英國留學實習。回國後先後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任職。他主張變法思想，並透過翻譯西方經典名著典籍來宣傳啟蒙中國人的思想價值觀念。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著作，將物競天擇的進化觀念、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政治制度的精神架構有系統的介紹給廣大的中國民眾。透過這些全面性的介紹西方文明經典著作，使中國人得以接觸西方世界的真正內涵，從思想觀念上根本打破中國保守老舊的傳統價值觀念。他的影響力也並不侷限於變法維新，更進一步成為革命思想的啟蒙源頭。民國成立以後，嚴復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是他的政治立場轉趨保守，面對民初混亂的政局，他對於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懷疑與悲觀的態度，以為中國當時國民程度連君主立憲都不夠資格，又怎麼能夠立刻實行民主共和，他懷疑勉強實行的結果將造成大亂。他不僅在政治立場上主張漸進改革、反對革命，於民國四年擔任籌安會的發起人之一支持袁世凱稱帝、民國六年肯定張勳復辟。甚至在思想立場上也更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晚年期間不喜談時事，最後病逝於故鄉。

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夏，號更生，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一年進士，為晚清維新改革派領導人物。1898年與梁啟超一起進行『戊戌變法』，輔佐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戊戌政變後被迫逃往海外，於加拿大組織保皇會，並策劃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事。歸國後民國六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民國十六年在青島病故。其主要著作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康南海詩集」。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為康有為之徒，與康有為共同推動變法，世稱康梁。戊戌政變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力提倡改革與立憲制度，不斷宣傳西方的制度、思想、觀念，使眾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觀念受其影響而轉變。雖然在清末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但在民國成立後，又堅持維護共和制度，反對袁世凱的帝制和張勳復辟，而與康有為決裂，民國十八年在北京病故。其主要著作為「飲冰室文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時喪母，讀書廣博卻屢試不第，為人生平好任俠，胸懷濟世大志，甲午戰爭後投身政治運動，宣揚變法思想，與康梁師徒共同推動變法。由於維新派並無實權，譚嗣同尋求袁世凱的幫助，卻遭到袁世凱的背叛，使守舊派發動政變。譚嗣同於政變後雖有機會可以脫逃，但卻在瀏陽會館坐等官兵逮捕入獄，最後與劉光第、楊深秀、林旭、楊銳與康廣仁共六人，被斬於北京菜市口刑場，行刑前譚嗣同向圍觀百姓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後人稱之為「戊戌六君子」。其主要著作為「仁學」。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單元裡，「省」是行政院與縣之間重要的聯繫單位；在權限上，有獨立的人事財政自主權。由民國15年11月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裡，可以看出省政府的權限，其中第二條規定：「省政府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依法發布命令。」第三條規定：「省政府對於所屬各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可顯見省政府在地方自治法規中，有獨立發布或廢止地方命令的權限。依據〈市組織法〉規定，要升格為院轄市必須要符合：一、首都所在地，。二、人口在100萬以上，三政治經濟文化有特殊情況等三個條件。民國56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而高雄則於民國68年7月1日升格為直轄市。省轄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首長的職權提高、財政自主權也提高，因此是省轄市的夢想。

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