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妃愛吃荔枝，讓這種水果帶著一股莫名的風韻，唐玄宗甚至遣專人為其摘取新鮮荔枝，由江南一帶替楊貴妃摘採鮮荔枝送至長安，還說荔枝上尚沾朝露，這可能是則穿鑿附的故事。因「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兩地相去何只千里，就算策馬不分晝夜狂奔，一定超過保鮮時限。而且「荔枝過一日，則色味俱變」，已經變質的荔枝，楊貴妃可會喜愛？事實上在四川也產荔枝，巴蜀與長安相去不遠，策馬狂奔一日可到，所以楊貴妃所食的荔枝，產自巴蜀盆地而非江南的可能性較高，但巴蜀荔枝的味道，遠不如嶺南荔枝的甜美，若和福建荔枝相比，也顯得肉少果酸。在宋代航運業相當發達，「閩中荔枝，三日到永嘉」、「四明海舟，自福唐來，順風三數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福建的荔枝已經可以在短時間內送至京城。宋代的荔枝已經大規模的進行栽種，荔枝產量大為增加，大盤商人購買時需用「以林斷之」的方式簽約購買，可見其規模。除以新鮮荔枝內銷，更以製成蜜餞的方式外銷世界各地「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鑄之」。荔枝可說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氣息的一種水果了。

「漳泉小吃」大概是臺灣人最為熟悉的，許多臺灣人的祖籍就是漳、泉二地，現在臺灣的小吃也深深受此影響。「米粉」就是福州的特產之一，把米磨漿瀝乾後壓成細條狀風乾，比現在的新竹米粉要粗上許多。「新竹米粉」則是源自福建惠安，據傳可上朔至五胡亂華時期，北方漢人南遷後，由於缺少麵粉，所以便用米粉替代製麵，結果製出了米粉的原型「米條」。「惠安米粉」在傳至新竹後，因為新竹風的大助力，讓米粉更加美味可口，新竹米粉便成了享譽全臺的小吃之一。「漳州蠔仔煎」是相當有特色的小吃，蠔仔煎是福建沿海地區皆有的小吃，製法也大同小異。漳州的特色在由牡蠣、蒜苗、蕃薯粉漿、鴨蛋一同攪拌後下鍋煎製，與臺灣現在用小白菜取代蒜苗，材料是分次下鍋煎的方式有所不同，反較接近「蚵嗲」的做法，不過是攤平下鍋煎。佐以甜辣醬與蘿蔔酸菜，以去油解膩。

緊接在古典希臘之後的是希臘化時代，希臘化時代藝術的特質，在小亞細亞西北佩格蒙(Pergamum)的《宙斯祭壇》中可以說達到頂點。在整體結構上，一種將建築視為在空間中之塊體的雕刻式概念也發展到極致。而不像過去主要由一個個的塊體加以控制的空間，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部分與整體間具清楚關係的這個古典價值，也可說在此達到顛峰。連續的雕刻帶所造成的與下方基座和上方廊柱的差異，形成一種幾近色彩性的對比，感受的出來嗎？

雲貴高原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光是雲南省人口四千以上的少數民族就有二十五個，這些居住在雲貴高原的少數民族，最少可分類為三族系、六群、三十一族，但此數字僅供參考，實際存在的種族數只多不少，飲食習慣等，更是多不可數，光是主食之一的「粑粑」，就因各族口味不同而各有差異。在此僅介紹雲南地區目前較為人所知的「白、傣、彝、納西」這四族的飲食。白族最為講究飲食，像「砂鍋魚」這道菜就搭配了十數樣配料，墊底燉煮，耗功甚鉅，是過節食才食用的大菜，還有「乳扇」和「雕梅」，也都是做工甚細的白族食品。傣族最有名的菜式以「竹筒飯」、「傣家燒烤」、「蟲菜」為代表，料理法以烤、蒸、炸等類在野外煮食便利的烹調方式為主，食材常常就地取材，最特殊的莫過昆蟲與青苔是常見桌上佳餚，藉此這兩點特色，可以想像到傣族在發展之初的模樣。傣族的主食則以水稻為主，品種多為糯稻，加上居住在亞熱帶氣候地帶，竹跟芭蕉類植物生長繁盛，因此善用這兩種素材烹飪也是其特色之一。彝族多以玉米、小麥、蕎麥、馬鈴薯為主食，若是溪谷地帶則兼種稻，主食以各種粉製餅、粑、糕，特別是用蕎麥製成的餅、粑、糕，風味獨特、味道清香。副食最出名的，就是在不流血的狀態下宰殺牲畜，切成大塊煮熟而食的「坨坨肉」（砣砣肉）。彝族之中有一分支，稱作「撒尼」，他們生產豐富的稻米，所以米製的「餌塊」，就成了雲貴少數民族中罕見的一品，口感強韌有勁，以炒、煮為主要烹調方法。納西族最為有名的就是藥膳、火腿、吹肝。他們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兼營畜牧業，豬、牛肉為主要副食，由於豬隻飼養困難，所以視豬肉為珍脩，若無特殊緣由，往往一年才宰一次豬，故對於豬肉的保存手法相當熟練，以風乾的方式長期保存的火腿、豬肝（即吹肝），加上醃臘肉，就成了他們最為熟悉的豬肉食品，鮮豬肉反而稀罕珍貴。

八大菜系之中，並沒有北京菜。不過北京身為“首善之區”，為了滿足歷代皇室、士大夫和商賈等各階層人士的飲食需要，因此集中了大江南北最豐美的食品﹔同時，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北京又得以不斷地吸收國內外飲食的精華，形成了五花八門、南北風味皆有的地區。所以說北京的飲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代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水平。北京菜又稱京菜，是由具北京風味的山東菜、市肆菜、譚家菜等、民族清真菜和宮廷五種風味的菜肴組合而成。北京地方風味菜主要由魯菜轉化而來，又受到其他菜系的影響，所以品種、口味均有變化。如砂鍋居的白肉菜係本是滿洲風味，全聚德烤鴨來自山東，東來順、鴻賓樓、烤肉季等則為自成體系的回族風味。此外，京菜的“重要成員”──官府菜，以譚家菜和厲家菜為主，是由一些頗講究飲食的南方漢族官僚或滿洲貴族由府邸家廚的手藝發展而來。京菜最上層的宮廷菜，則是經過歷代御廚不斷改善的產物，它揉和滿漢，品種繁多，極為精緻鮮美。歷經百年的發展，現在“北京烤鴨、宮廷菜、譚家菜、烤肉、涮羊肉”並稱為北京五大傳統名菜。宮廷菜代表－北京的”仿膳飯庄”是中國第一家專營正統宮廷風味的著名飯庄，開業已70餘年，最初是由宮廷御膳房的廚師所開設。多年來它把挖掘和發展宮廷名菜作為經營宗旨。“滿漢全席”是它獨有的最佳菜肴。這種當年的宮廷御膳，始於乾隆年間，那時正處於所謂“康乾盛世”，清帝把全國進貢的滿漢名菜集中起來，大辦筵席，賜宴群臣。他們把宮中滿席與漢席的特色融為一體，在同一宴會上出現，形成了包括“禽八珍”、“海八珍”、“山八珍”、“草八珍”等為主的滿漢全席。經過滿漢名廚的精心烹製，做出134道熱菜，48道冷葷以及點心、水果等等。可謂匯合了滿、漢、南北品味之精華，豐富多彩，蔚為大觀。應該說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最高檔次。直到當代恢復了這種宮廷御宴之後，博得了中外客人的贊揚，認為這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絕。尤其仿膳飯庄不僅在飲食上學習宮廷，連內部裝潢、服務生的穿著等都能讓人感受到猶如置身在古代宮廷中用餐。官府菜代表－在官府菜中最著名的是譚家菜。譚家菜流傳到社會上來後，有人說：戲界無腔不學譚（譚叫天即譚鑫培），食界無口不誇譚（指譚家菜）。譚家菜出自清末官僚譚宗浚家中，流傳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了。譚宗浚一生酷愛珍饈美味，作京官時，便熱衷在同僚中相互宴請，而譚宗浚之子譚瑑青講究飲食更過於其父。所以譚家常不惜重資禮聘京師名廚，將技術學到手，隨請隨辭，不斷吸收各派名廚之長，精益求精，獨創一派。不過可惜譚宗浚後期，因仕途不順，鬱鬱而終。最後，譚瑑青落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得不將自家大名鼎鼎的譚家菜拿出來變相營業，以獲得一些收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譚家菜就是這樣逐漸流入了社會，並且名聲日噪。食界無口不誇譚之說，便是出自這一時期。涮羊肉代表－涮羊肉是源自蒙古的回教清真菜，此菜的炊具?做法?吃法均十分獨特。火鍋既是炊具又是食具﹐吃時以生料上桌﹐邊涮邊吃﹐味道異常鮮美獨特。在北京最出名的涮羊肉就是具有百年歷史的「東來順飯莊」。東來順創建於1903年，具有選料精、糖蒜脆、調料全、火鍋旺這四大特色，所以北京人說「涮羊肉，何處嫩，要屬東來順」。東來順的羊肉是從內蒙古來的大尾巴綿羊肉，由刀工精湛的廚師切出既薄又整齊的羊肉片，這樣精緻的羊肉片涮過後既沒有羶味也不油膩，再沾上東來順講究的調料實在是非常好吃。烤鴨代表－北京有一句順口溜：「不到長城非好漢，不吃烤鴨真遺憾」。北京烤鴨是以北京特產填鴨烤製而成，曾是元?明?清歷代宮廷御膳珍品。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京菜之首，獨步中國食壇，譽滿全球。著名的全鴨席即是以烤鴨為主菜設置的，北京有名的烤鴨店有很多家，其中以「全聚德」、「便宜坊」等名氣最為響亮。全聚德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開業，創辦人是楊全仁，烤鴨的製作方式是掛爐烤鴨，即直接將鴨子掛在爐內，以果木燒烤，所以烤出來的鴨子呈棗紅色﹐外皮像綢布一樣光潔漂亮﹐吃起來皮脆?肉嫩?香酥?細膩，用荷葉餅塗上甜麵醬放上片好的鴨肉和蔥條，是最適合的吃法。便宜坊與全聚德一樣都是上百年歷史的老店，賣的也是烤鴨，但是作法卻完全不同，它是燜爐烤鴨，靠的是燜的功夫在鴨肚內灌入老湯，使其外烤內煮的過程中受熱均勻，這樣燜出來的烤鴨才會好吃。烤肉代表－「烤肉季」是有名的烤肉大餐，在這裡以烤羊肉為主，所用的羊肉都是駱駝隊經張家口外馱進來的羔羊，羔羊吃的是壩上的草，所以吃起來不僅肉質鮮嫩，且不會有羊羶味，經過調味烤熟後香味四溢，肥瘦肉搭配得宜。

在中國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佛教，也有影響建築的部分。起初具有象徵佛陀偉大含意的佛塔是中國發展出的宗教建築。這種具有宗教象徵意義的建築元素，後來塔也常常成為園林造景的搭配元素之一。

摩天大樓顯然是量體龐大的結構體，而且光是物理性的表現及非自然形成的高密度集區，就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城市象徵。在許多城市中，摩天大樓已經成為城市核心、商業中心與金融樞紐。另一方面，與其爭論摩天大樓是否適合人類，不如從蓬勃發展的亞洲觀點來看，如何設計這些摩天大樓。在東亞的住商合一城市來說，新建的摩天大樓會破壞原有街景。台北101大樓的位置設在信義重劃區的理由也在這裡。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位置正處於西山山地向平原過渡的山麓丘陵地帶。這一地帶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質成分主要為石灰岩，在經過千百萬年的溶蝕，這些小山中逐漸發育成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龍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紀20年代，在龍骨山東北坡最大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原始人類的牙齒和骸骨化石以及大量遺物、遺跡。這種原始的人類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類學上的正式名稱叫「北京直立人」，俗稱叫「北京人」，這個洞穴後來被稱為”猿人洞”。在北京人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中是先從哺乳動物化石的發掘開始的，1921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當地百姓的指引下開始進行發掘，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發掘出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甚至包括兩枚古人類的牙齒，由於在當時古人類化石相當罕見，所以這項消息的宣布震驚當時中外學術界。因此當時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達成協議決定於1927年正式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後的兩年間，出土大量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以及古人類的下頷骨和牙齒化石。最後總算在1929年12月2日這一天，在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主持下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北京人考古過程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使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復原一窺古人類的真面目。從遺址的文化堆積來看，”北京人”從7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就已生活在這裡，出土了近十萬件的簡單打製石器，以及發現豐富的用火證據，證實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取暖、熟食和嚇退野獸。